疫情实录，走在一线“不平凡”的“平凡人”

核心提示：“康师傅”在遇到重大灾难时，首先想要的是做社会捐赠和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盈利。

“不走”

1月23日凌晨，康师傅武汉工厂厂长梁恩谞刚准备睡下，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员工告诉他，武汉市发布了一则通告，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梁恩谞瞬间紧张起来，一家方便面生产工厂，如何在防疫的同时保证之后一段时间方便面的持续生产与供应、如何实施社会援助，是摆在梁恩谞面前的难题。他在康师傅集团工作22年了，他知道在抗疫的特殊时期，干净、卫生、便于保存又有营养价值的快速食品非常重要。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走。他第一时间通知主管们立即到公司商量对策。他知道之后的工作都要重新部署，他个人的计划也都将全部改变。但他没有犹豫，在那个天气预报显示阴转小雨、东北风2级、温度为6至8摄氏度的腊月二十九，他决定留下。他不是武汉人，事实上2018年11月调至武汉顶益后他才与这座城市产生交集。他来自辽宁大连，他原本买了1月23日下午武汉飞沈阳的机票。后来他跟等在家中的妻子、儿子、父母解释说他得和员工一起留在厂里，就不回家过年了。在公司部门主管陆续到达的凌晨，梁恩谞正面临其它的严峻考验:原定于腊月二十九上午九点半坐工厂班车返乡的员工怎么办?两百多人在一起生活，如何杜绝病毒的传播?过完年如何尽快恢复生产以保障民众需求?

梁恩谞是从基层做起的，与一线员工打成一片的亲和力他保存至今。他还和大家开玩笑说:“我回家的衣服都收好了，现在也回不去了!”

那天上午梁恩谞就向上级为留厂员工申请了优待政策，并在市场开门后立马让做后勤的员工去采购了足够200人吃一周的食物。第二天是除夕，虽然不像往年大家能聚在一起吃，但饺子还是不能少的。梁恩谞说没记错的话，饺子是猪肉馅的。

“复工”

留下并做点什么，是很多“康师傅”人在得知“离汉道路管控”后的决定。将速食产品运送到需要的人手中，这既需要在后方稳定军心的厂长梁恩谞，也需要在后方勤恳付出的一线员工，需要协调渠道的营业部人员，需要将食物配送到抗击疫情最前线和居民手中的畅通的运输管道。这是集团的系统工程，每一个个体的付出都是食物运输链条上不可缺失的环节，而他们的勤勉、负责既是个人品德的体现，也是康师傅长期倡导的“诚信、务实、创新”精神的关照结果。

负责工厂设备管理的员工黄海接到上班通知是1月26日。领导告诉他第二天上午他需要协助志愿者提货、下午需要安排正常销售渠道出货。这不是黄海的本职工作，但在其它员工无法到岗的情况下，他必须像补丁一样，哪儿有缺口就往哪儿填。

1月27日上午六点五十分，黄海没吃早饭就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踩着一辆自行车出门了。武汉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黄海骑上了原本只允许机动车行驶的环线。一小时四十分钟后，他才到达公司。

那天很忙。生产线上的工人要保证绝对的隔离，因此出货这种与外界接触的工作只能由其它到岗员工承担。包括黄海在内的五名员工，需要有序地将捐赠的方便面运到叉车上、再用叉车将方便面运到工厂门口、再帮助志愿者搬到他们的私家车上。忙到下午两点，做完4000箱方便面的搬运工作，黄海才在办公室吃上了当天的第一口饭——一碗红烧牛肉方便面。

那天停在工厂外、开私家车运送康师傅物资的志愿者是市场部的郝海波协调安排过来的，为肯定他们在危急时刻的发光表现，后来郝海波和同事们将之称为“钻石车队”。从除夕接到“定点医院需要方便面”的求助信息后，郝海波就一直在操心运力的问题。疫情使武汉市交通受阻，很多捐赠物资即便按时到达了，也会因各种问题停滞在最后一公里。当时康师傅武汉员工紧缺，郝海波只能借助社会力量。

虽然临时组建的车队一开始很松散、并且直到第二天晚上志愿者们才完成任务，但郝海波还是很被他们的合作精神感动——“当时真没人愿意去医院啊。”

上阵的还有负责交通运输的主管杜鸿祥。黄海从仓库搬货、居家隔离的郝海波遥控指挥钻石车队运货的那天，他也在场。这天早晨，他六点半起床，为降低电梯内感染的风险，他步行下楼并拿着自己的信息表去社区做了登记，接着开车十五分钟到了公司。

他很焦虑。在康师傅集团，武汉是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运输枢纽。虽然长沙也有工厂，但产能及原有的运输渠道并不足以覆盖三个省。而此时他已经接到了比平时多了两倍的订单需求。

“如果司机回不来，怎么办?”杜鸿祥当时做了紧急预案:让车队的10名司机住在工厂所在的开发区随时等候调配。但这还不够，眼下，他更紧迫的难题是消除外地司机的恐惧并说服他们复工。

通过合作的车队，杜鸿祥向司机们保证“康师傅”有足够的消毒液、口罩，也能帮忙解决食宿问题，这才逐渐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除了做到这一点，他还要处理司机与当地交通部门的关系。防疫形势最严峻的二月初，各地对武汉出发的货车检查格外严格，加之各项规章制度实时变化、各地政策有所不同，即便有相关的手续证明，司机也依然会遇到下不了高速、在国道上遇到卡口、在村口被土堆拦住的情况。杜鸿祥需要熟悉各地的最新政策，也需要不断和当地交通部门协调关系并与当地经销商商量解决方案。从1月27日到现在，杜鸿祥只休息过两天，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他的电话几乎不停歇，他甚至打坏了一个手机。

“现在回想就觉得可以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盖过去，但当时的沟通过程确实要消耗很多的脑力与精力。”杜鸿祥总结道。他不是没有害怕过。当时每天出门就意味着被感染的风险。有一天他坐在家里，小区特别安静，只有几声狗叫，突然狗叫声没了，外面传来几次救护车的声音。恐怖感袭击着他，使他在人性的弱点与职责的使命感之间做了微小的挣扎。他这样想:“第一，作为一个部门主管，你不去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有一个榜样的作用，对不对?第二，康师傅产品的特殊性，你手里的是老百姓的急需物品，这是你必须去做也应该去做的事。”

“爱心传递”

“‘康师傅’在遇到重大灾难时，首先想要的是做社会捐赠和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盈利。”武汉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武汉营业部主管吴松说。如果说梁恩谞掌控的是生产源头、杜鸿祥负责的是中间配送，那么接过第三棒的营业部人员承担的就是食品到家的最后任务——他们需要将方便面送到各防疫站、定点医院以及方便居民购买的超市和经销商手中，也需要将民众的具体需求反馈到生产的第一线。

吴松1月24日回到父母居住的武汉郊区后就开始自我隔离，1月27日和同事们一起提前复工后，他笑称自己从业务员变成了话务员。和梁恩谞厂长讨论货源储备情况和产能问题，吴松每天得和他打少则十个、多则二十个电话。而和杜鸿祥沟通运输车辆状况，吴松每天也得拨无数次电话——根据他的经验，杜鸿祥的电话更难打，因为“十次电话有八次是占线的”。

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和疫情的好转，武汉的防疫形势已经轻松了不少。3月12日，吴松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出门。这天他的主要工作是给武汉市江岸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2000箱桶装方便面、2000箱康师傅饮品和220箱康师傅糕点。江岸区驻扎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40多支援汉医疗队，有4800多名医护人员。照顾各地区的口味，吴松及其团队甚至对捐赠的品类做了细致的规划，比如给广东医疗队的主要是海鲜面，给江浙地区医疗队的主要是不辣的红烧牛肉面，而给四川医疗队准备的就是酸辣和麻辣口味的方便面。

“我们就想把康师傅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呈现给这些援汉的医生，他们对武汉的帮助太大了，我们发自心底的感恩。”吴松说。

“康师傅”自上而下对职责的坚守、对捐赠行动不遗余力的付出也感动了合作的经销商。经销商在当地的仓库中有一定量的货物存储，运输能力有限时“康师傅”会率先启用这部分库存，在公司承担费用的情况下请经销商代为捐赠。

回忆起这段时间的工作，鄂西营业部主管陈永炎提到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经销商。经销商是河南人，当时正在老家过年。初三时陈永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捐赠的事关系到一线医务人员的日常生活，也是康师傅的企业责任所在，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对方问什么时候需要回去，陈永炎说今晚。经销商没有犹豫，马上就连夜开车赶回了恩施。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开仓库和当地的康师傅员工一起将物资捐赠到了当地的防疫部门。

陈永炎说疫情爆发以来最让他感动、最让他有归属感的就是“康师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家公司最先想到的不是‘我赶紧把库存卖出去就能赚钱了’，而是肩负起身为中国最大的速食产品生产厂商的职责、做无偿捐赠，这是这家企业能做到今天的基石。”

陈永炎说他上一次被康师傅精神感染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当时还在湖北东部片区工作。5月12日当晚，陈永炎和同事就集结湖北库存并号召经销商打开仓库，连夜将货物运上火车送往四川灾区。对于他而言，这种艰难时刻迸发出的企业向心力是他理解的人性所在，也是他愿意在康师傅连续工作十八年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次留在武汉边防疫、边工作的一线员工，很多都已在“康师傅”工作多年了。杜鸿祥和梁恩谞分别从1996年和1998年开始在康师傅工作，黄海则是于2000年8月1日入职的。常年在一线劳动，他们很少说漂亮话，但当一个企业和一座城市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时，他们都不会做逃兵。

1月27日“复工”后，黄海就住在了工厂宿舍。他原本主要负责设备维护，现在除本职工作外，他还要负责工厂的全面消毒和给厂区外隔离的返工人员送饭。就这样干了半个月，他才又骑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回了趟家。休息一晚，第二天他又带着换洗衣物回到岗位，这次他连续工作的时间更长了——直到接受采访的3月14日，黄海才迎来了一个半月来的第二次休息。从始至终他都没告诉父母自己一直在工作，他怕老人担心。“除了我妻子，没人知道。”说这话时，黄海的语气有些“得意”。他电话那头的风正呼呼地响。他说:“我还在厂子附近的开发区，马上要骑车回家。”等待着他的又是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自行车，不过好在天没那么冷了，按照往年春天的气温，路上的樱花快开了。

问黄海:“晚上回家想吃什么?”他憨厚地笑了几声，说:“还不知道家里有什么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