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天府金融指数报告

天府金融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发布至今已有四年。编制指数时我们遵循以现有金融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指标全面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兼顾传统与新兴金融业态、动态追踪和评价金融体系的发展等四个原则，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权重确定方面，与已有金融中心指数使用专家打分赋权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支持向量机、VAR脉冲效应法和SVAR脉冲效应法不同，天府金融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既能够将大量指标变量构成的指数体系综合成几个简单的变量，又能够代表内部主要的推动信息。新冠疫情下，尽管许多中心城市的传统金融业务受到打击，但是它们的科技、绿色、文化、普惠等新兴金融发展良好，为了客观反映金融综合发展情况，今年我们新增传统金融指数和新兴金融指数两个分指数。

一、2021天府金融指数概况

2021天府金融指数评价体系包含一个总指数、两个分指数和八个子指数，主要评价全国35个中心城市2020年度的金融发展情况。根据2021天府金融指数，各中心城市的总指数得分比较稳定。

（一）2021天府金融总指数概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生产停滞、需求萎靡、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壁垒高墙渐起。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萎缩4.3%。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来自需求和供给的双重挑战。面对疫情冲击以及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形势，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了202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金融体系不仅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没有出现重大金融风险，还有力地支撑了实体经济，服务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的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积极主动扩大金融开放，成为“逆全球化”阴霾下的一抹亮色。

疫情冲击的异质性和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给全国35个中心城市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在疫情迅速发酵的年初，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成为地方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在中小银行改革、注册制改革、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等重大基础性制度上不断突破，在外资持股比限制、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中外机构管理人才合作等方面积极主动地扩大金融开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迎来新的契机；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明确提出、高风险金融机构的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稳健化解，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更加稳健，以金融改革创新兼顾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成为各地金融发展的新趋势。总体来看，35个中心城市在2021天府金融指数中的排名变化不大，但从总指数得分和子指数动态发展看，一些城市金融发展的步调更稳、韧性更强，能更好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具金融竞争力。具体来看：

1. 北京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北京、上海稳居天府金融指数的前两名，指数得分进一步提升。疫情危机之下，金融资源的分布更加集中，北京、上海作为全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城市，在信贷、股权投资、企业上市融资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差距。伴随着科创板注册制的兴起和国际化进程加速，市场化特征更加突出的上海在资本市场领域表现出比较优势，与北京的得分差距有所缩小。

2. 深圳、广州金融业发展面临挑战。疫情之下，香港和内地的人员往来受到阻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面临较大挑战，深圳、广州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与香港市场的联系最为密切，受陆港协同发展的裨益最大，同样因交流受阻的冲击也最大，导致金融市场子指数和新兴金融业态中的多项发展指标表现不佳。深圳排名虽然稳定在第3位，但得分略微下降，广州排名下滑一位。

3. 杭州金融发展提质增效。杭州高质量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推动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协同发展、提质增效，在天府金融指数排名中跃升至第4位。杭州长期致力于通过科技金融在金融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用科技革新金融运作模式和服务方式，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领域表现抢眼，并通过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反哺传统金融，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指数上不断提升得分和排名。

4. 南京、天津新兴金融业发展迅速。南京和天津分别受益于人力资源和绿色金融的高增长，相较于2020年指数排名进步1位，目前分别位列第7位和第8位。自2017天府金融指数编制以来，南京和天津强长板、补短板，都进步了2位，在前十名城市中提升突出。尤其天津凭借碳交易指标大幅度提高绿色金融排名，探索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重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但天津的传统金融领域还需进一步加强。南京在金融中心建设上“稳字当头”，传统金融领域稳健发展，新兴金融业态迎头赶上，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稳固提升。

5. 合肥、海口、长沙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金融发展之路，成效显著。近四年以来，合肥总指数排名提升了3位，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得益于合肥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合肥集中金融资源，精准服务科技创新企业，提升科技金融排名，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海口在天府金融指数中的得分和排名都有较大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了海口金融的发展，积极探索尝试与成熟自贸港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发展，成为推动海口金融建设的重要实践抓手。长沙大力推动直接融资，在股票市场的排名大幅提升，在债券市场保持优势，信用债存量和增量均名列前茅，因其金融市场和绿色金融指标进步显著，长沙相比去年排名提升1位。

6. 成都、武汉金融业发展稳健。充分挖掘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成都、武汉两地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保投资、稳就业，在天府金融指数中保持排名不变。

7. 长春、哈尔滨、沈阳金融发展有长足进步。得益于绿色金融子指数进步明显，在污水处理、空气质量和环保公共服务类企业上市等领域表现突出，长春金融发展的排名相比上一年提升了5名，是本期进步最快的城市。哈尔滨本期进步2名，主要源于哈尔滨市采取了若干措施引导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薄弱环节倾斜，农村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沈阳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发展，券商盈利能力增强，保险机构稳步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快速提升，在天府金融指数的排名也提升了2名。

（二）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分指数概况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与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适应的新兴金融业态在我国蓬勃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的金融格局。因此，天府金融指数在设计时兼顾传统金融指标和新兴金融指标，更好地反映各城市传统金融业态和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动态，以便决策者有针对性地制定金融发展策略。表1-2展示了主要中心城市传统金融分指数和新兴金融分指数的排名情况。

传统金融分指数由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和人力资源四个子指数构成，反映各个中心城市的传统金融发展动态。新兴金融分指数则由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和农村金融四个子指数构成。相较上一期指数，传统金融分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没有变化，但新兴金融分指数仍处于变化之中。本期传统金融分指数排序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南京、成都、天津和重庆。新兴金融分指数排序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成都、重庆、合肥、武汉、天津、长沙和南京。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广州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传统金融业态和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方面都名列前茅，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发展比较均衡。相较于上一期指数，因为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有长足进步，杭州超越广州在总指数中排名第4位。天津继续夯实新兴金融基础，在新兴金融领域进步4位，跻身新兴金融分指数前十。

（三）前十城市金融综合发展分析

2021天府金融指数前十名城市的排名整体稳定，只有少数城市排名发生变动。前十名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成都、南京、天津、重庆、武汉。从动态变化角度看，杭州、南京、天津的排名上升1位，广州、重庆的排名分别下降1、2位。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武汉抵御风险能力强，总指数排名同上期保持一致。北京金融改革成效明显，总指数得分稳步提高，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扩大。在科技金融和人力资源领域，北京不仅稳列第一，而且领先优势越发突出。上海在金融开放中不仅注重发挥高效配置国内金融资源的优势，还大力践行绿色创新发展理念，增加环保公共服务类企业A股上市公司家数，绿色金融子指数进步3名。深圳在传统金融受到较大冲击情况下，努力弥补短板，本期在农村金融子指数上排名进步较大，农业及相关服务业企业A股上市公司家数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成都则因地制宜，夯实金融发展的基础，做强金融机构，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在文化金融领域继续领先，保持了金融发展的良好势头。武汉在长江经济带大保护中调整产业，将更多金融资源引入绿色金融、农村金融和科技金融，有效对冲了疫情的不利影响，总指数排名稳定。

四年来，杭州首次超越广州，在天府金融指数中名列第四，主要源于杭州2020年在金融市场、从业环境、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分数都有明显进步，尤其是在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方面发展迅速，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PEVC投资企业大幅增加。在新兴金融领域，杭州和广州分别在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子指数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杭州的科技金融进步更大，拉开了与广州的差距。

南京与天津的排名上升1位。南京的传统金融领域优势进一步强化，尤其体现在从业环境上。南京在规模以上快递业务类、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市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噪音等指标上位居全国前列，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得分较高。天津排名上升归功于绿色金融。天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额、CCER累计成交量均位居全国第2，发行绿色债券75.58亿元，位列全国第7。

受新冠疫情冲击，重庆在传统金融各领域排名呈小幅下滑，总指数排名稍有下降。但是重庆在新兴金融领域深耕细作，农村金融和文化金融保持较强优势。重庆在第一产业增加值、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三个指标上表现抢眼，农村金融子指数排名由去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在文化金融方面，重庆保持第7名。具体来看，重庆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比重较上一期大幅增加，文化产业企业进行并购交易的数量位列全国第4。

纵向对比，从总指数得分增长率看，除北京、上海和杭州外，其他城市的得分略有下降，前十城市的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平均降幅为1.91%。在疫情冲击下，金融的头部效应更加明显，北京、上海作为绝对的金融中心得到了更多的市场认可和资源分配。尤其是上海，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展现了灵活高效的特点，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能够有效率地配置金融资源，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杭州在科技金融发展中独具特色，疫情冲击下线上互联、非接触金融服务发展迅猛，杭州在此有良好的基础，借势而为，在多个金融发展子指数上均取得了明显进步。

（四）东中西金融发展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各有千秋。分区域考察金融发展，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各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及其特点，有利于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金融改革，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报告覆盖的35个中心城市中16个城市位于东部地区、10个城市位于中部地区、9个城市位于西部地区。2017-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总指数排名分布保持稳定。2020年三个地区城市总指数分布发生了细微变化，排名位于11-20名的东部地区城市由6个降至5个，排名下降的东部地区城市为大连。西部地区城市中排名位于11-20名的个数由1个上升至2个，排名上升的城市为昆明，其总指数排名由2019年的第22名上升至第20名。

整体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的总指数排名要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的经济表现更加活跃，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无论在传统金融还是新兴金融发展方面都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积极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需求，集中金融资源扶持优势产业，进一步改善金融环境，在人才资源、新兴金融领域方面积极作为，发展单项冠军，缩小与东部金融发展的差距。

1.      东部地区

1-10名：除农村金融子指数之外，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表现十分亮眼，总指数排名前3，各子指数排名基本均位于前5名，且得分与其他城市拉开比较大的差距。2020年上海实施“浦江之光”行动，带动37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位居全国第一。由于城镇化率较高，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较低，北京与上海的农村金融指数排名分别为第23名和第32名。杭州、广州、南京、天津的总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名、第5名、第7名、第8名。其中，杭州持续推动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科技金融方面有强大的优势。广州市作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多种绿色金融业务方面持续创新，成为全国绿色金融创新发展高地。但广州面临来自大湾区、全国的人才激烈竞争，人力资源指数排名较低，拖累了总指数排名。南京市的传统金融基础较好，建立“先解决问题再说”机制，探索建立“南京合伙人”制度，营商环境进步较快，如果能够在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农村金融等新兴金融发展方面有所突破，有望在排名上更进一步。天津市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方面表现较好。作为我国碳市场示范地，天津碳市场交易活跃，2020年底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额达13578.23万元，CCER累计成交量达1909.81万吨，在绿色金融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11-20名：东部地区城市总指数排名位于第11-20名的有济南、青岛、宁波、福州与厦门。青岛、宁波、厦门的从业环境较好，子指数排名位于前10。福州在绿色金融方面发展较好、排名靠前。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州在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单位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表现突出，碳排放配额交易业务十分活跃。青岛不断加强农村金融改革力度，2020年发布了70多个乡村振兴金融贷款新产品，农村金融子指数排名位列前10。

21-35名：东部地区城市总指数排名位于第21-35名的有沈阳、大连、石家庄与海口。这四个城市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农村金融四个新兴金融指数方面各有特点。例如，沈阳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市值大幅增加，推动其在科技金融领域较上一期进步3名。大连加大污水处理，狠抓辽河流域和渤海综合治理，夯实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其绿色金融子指数由上一期的第26名进步至第20名。石家庄的农村金融具有相对优势，第一产业增加值、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等各项指标均有所上升，农村金融子指数位列第8名。海南省多次出台政策推动文创企业发展，为海口市的文化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口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比重较上一期有所提升。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在传统金融方面发展较好，在新兴金融方面表现差异较大。

2.      中部地区

1-10名：中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排名进入前10名的仅有武汉。整体来看，武汉的各项金融子指数排名较为均衡，未来可以在金融机构方面寻求突破。武汉科研投入力度较大，科研基础得分较高，同时协调相关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统筹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一体化发展，科技金融和农村金融子指数进步较大，具有良好的竞争力。

11-20名：中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排名位于第11-20名的有长沙、合肥与郑州，三市的总指数在第11-20名城市中排名较为靠前，分别为第11名、第12名、第14名。本期长沙在股票市场上进步明显，具体表现在A股上市公司家数、A股上市公司市值和新股发行募资总额均较上一期有所提升，直接助推长沙在金融市场子指数上由第21名上升至第18名。郑州注重发展农村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均在35个城市中位居榜首，在消费信贷支持下，镇区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上期的42.8%提升至本期的48.1%，使得郑州农村金融子指数排名由上期的第6名提高至本期的第2名。合肥本期在科技金融方面提升4名，主要源于2020年合肥科技类企业A股上市公司家数和市值均有所增长。

21-35名：中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位于第21-35名的有南昌、南宁、长春、哈尔滨、太原、呼和浩特。其中部分城市在新兴金融方面形成了发展优势，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体金融发展。南昌近年来以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依托不断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绿色金融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子指数排名较为靠前。南宁持续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村金融子指数上排名靠前。太原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增长明显，推动其科技金融子指数由第29名提升至第24名。

总体来看，多数中部地区城市金融基础较为薄弱，在新兴金融方面各有特色。

3.      西部地区

1-10名：西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排名进入前10名的为成都与重庆，其中成都位列第6，重庆位列第9。成都总指数排名不变，部分子指数表现突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得益于本地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成都金融机构子指数排名上升2位。高质量的教育、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尤其是政府全面部署人才战略，增加了成都吸引人才的魅力，在人力资源子指数得分上，成都仅次于北上深，位列第4。在文化金融子指数领域，成都优势更加凸显，从第6位上升至第4位，主要得益于PC浏览量占比的增加与文化产业的良好发展。重庆在传统金融领域受疫情冲击较大，但是在农村金融和文化金融等新兴金融领域表现亮眼，同时在绿色金融领域保持相对优势。

11-20名：西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排名位于第11-20名的为西安与昆明，其总指数排名分别为第13名与第20名。2020年西安开始推动建设丝绸之路金融中心，全力提升本地金融机构规模，打造匹配的金融人才队伍，因此在金融机构与人力资源方面优势凸显，排名均位于第9名，但在从业环境与绿色金融方面需要补短板。昆明致力于改善民生，推动医院、长途光缆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业环境大幅度改善，从业环境子指数从上一期的第21名跃升至本期的第13名；昆明加大环保力度，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ESG评价得分较高，因此在绿色金融领域子指数排名由上期的第14名上升至本期的第11名。

21-35名：西部地区城市中总指数排名位于第21-35名的有贵阳、兰州、乌鲁木齐、银川、西宁。这5个城市的整体金融发展水平与各细分领域发展均有待进一步提升。贵阳在文化金融领域从第22名上升至第15名，尤其是在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资产总计指标上位列第3，具有明显优势。兰州在从业环境领域从第35名升至第31名，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司法文明状况改善，司法文明指数得分由上期的65.2提高至本期的69.7。乌鲁木齐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与城市道路长度比值指标上有较大增长，助推其在从业环境领域进步2名。西宁生态环境基础较好，在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单位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三个指标上有较大的优势，绿色金融成果突出。

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城市在金融发展的细分领域有各自的独特优势，发展潜力较大。

二、政策建议

（一）改革创新，探索金融高水平发展模式

改革创新是金融高水平发展的内生动力。金融业的改革创新需要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明晰发展方向，推动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融合发展。一是立足产业结构和地方特色经济，深入挖掘金融发展潜能。各地应抓住双循环新格局的机遇，建立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结构，突出地方特色经济，为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发展壮大夯实基础。坚持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分类、分域创新金融产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加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农村金融、文化金融供给，培育多元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产业和金融的精准衔接和有效互动，强化金融的融资功能、价值发现功能和加速器功能。二是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破除政策性、区域性发展壁垒，为金融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加强金融数字化建设，尤其是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分类标准、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等制度建设，向国际金融市场规则靠近，增强新兴金融业务分类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推动金融数字化有序发展，为各地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增强不同地区金融工具、政策的统一性和高效衔接，避免金融市场割裂和无序竞争，促进资金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渐实现东中西部金融市场均衡发展。

（二）立足绿色，助力金融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仍处于初级阶段，各城市应抓住机会，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强区域合作，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改善。一是通过监管营造良好绿色金融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在全国范围开展绿色金融立法工作，明确好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的主体责任，细化政府部门和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在投资环节的社会责任做出明文规定。依托央行绿色金融网络，加强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评估，积极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产生的金融风险。发挥国有金融资本的主导性作用，建立更加市场化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推动国有金融机构成为绿色金融的主力军。二是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完善绿色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探索更加高效便捷的绿色信贷抵质押担保方式，如银行系统和排放权交易系统“双质押登记”；持续推进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绿色建筑及绿色消费等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鼓励银行以流贷、项目贷、债券投资、债券承销、票据贴现等“商行+投行”产品助力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引导具备资质的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积极开展绿色租赁业务，加强对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绿色租赁业务的布局。三是健全碳金融衍生产品、提高碳交易效率。增加碳市场深度与广度，创新碳交易品种，将区域生态、社会效益显著的林业碳汇项目纳入碳交易市场；推进跨区域排污权交易，探索排污权抵押贷款、租赁等融资方式，大力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市场；探索成立碳金融专业机构，增加碳交易主体。四是加强区域合作。探索绿色金融联盟模式，鼓励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跨区域合作，推动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跨区域交易和市场统一。鼓励跨境绿色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发展项目，在绿色金融标准、碳市场方面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三）科技赋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依靠科技来发展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金融发展的规律。应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充分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一是建立更多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服务平台，建立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建议由政府主导，构建一个完善的网上信息交流平台与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负责信息的收集、加工与管理，为科技创新提供全面、便捷的信息服务，逐渐缓解创新型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加大科技金融扶持政策，培育科技种子企业。应加快制定一系列科技金融扶持政策，包括颁布各种采购和税收优惠政策、为科技创新设立专项资金和投资引导基金等。针对符合产业政策、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实施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工程，重视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一批技术水平领先、竞争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企业群。三是革新方式，深挖金融服务需求。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为银行传统业务赋能，搭建数字化开放共享的信贷系统，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加大对服务业的金融赋能，对于美容、家装等服务领域，可借助金融科技服务商提供的系统化整体解决方案，开发完整的场景应用系统，扩大消费信贷市场。针对非接触服务方式的互联网金融，建议监管部门同步加强业务研究，引入科技监管新技术手段，给予更大的创新空间。加强数据监管，探索由行为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由规制化监管向数据科技监管转变的模式和路径，防范系统性风险。

（四）把握要素，汇聚金融高素质人才

金融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和竞争激烈的行业，金融人才具有专业性强和流动性强的特征。建立稳定高素质的金融人才队伍，对地区的金融业至关重要。一是营造良好就业环境，留住现有人才。采取各类措施吸引高端、有突出贡献的金融人才，推进金融商业环境、人才发展环境、医疗社保、出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建设，增加智慧社区、网络社区、金融应用街区等现代生活场所，以增强金融人才吸引能力；二是大力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鼓励地方加快制定和切实推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其提供医疗保健、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出入境方面的政策倾斜，集聚青年优秀人才，推动形成多层次创新人才生态。三是通过教育改革和投入提高人才力。持续增加教育行业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升教育质量，不断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绿色金融人才。

（[1] 其中“-”表示排名不变，“+N”表示排名进步N位，“-N”表示排名退步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