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年5月30日晚7:00
主题:金融街夜话
主持人:新华社CNC电视主持人 李丹
李丹: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街夜话现场,我是主持人李丹,来自新华社,非常高兴为各位主持今天的夜话部分,首先我谨代表本次活动主办方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欢迎大家!
今天上午的论坛主题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想今天面对全球经济的风云突变,各位可能都在思考,未来中国金融业如何扩大开放。那中国的新三板,科创板如何更好地推出和改革,未来中国的公募基金和基金业如何让投资者更好的获得满足感和获得感。今天下午我在现场也聆听了本次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嘉宾的演讲,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我相信未来金融街论坛会成为中国最顶尖,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也感谢各位在座的来宾,今天一天以来的支持。
既然是夜话,我想夜话应该是一个放松的时刻,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敞开心灵,让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理论水平,让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能够获得理论收获。从2012年开始,金融街论坛年会到今天已经举办了八年,而夜话可以说是这次论坛首创,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发挥出你们最好的水平,让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能够聆听到最优质,最精彩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的碰撞。
今天现场可以说是高朋满座,贵宾云集,今晚夜话的主题是"
中国金融创新发展与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晚夜话的主要领导和贵宾,他们是:
全国政协常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先生;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
中国建设银行信息总监金磐石先生;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先生;
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蒋东兴先生;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出席,欢迎各位!
首先在夜话开始前,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先生致词,让我们掌声有请!
霍学文:尊敬的孙硕区长,尊敬的李稻葵教授,尊敬的黄益平教授,以及各位领导和嘉宾,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街夜话,如果说白天是政策宣誓,晚上的夜话,不仅轻松,而且更具有思想性,大家可以敞开了来谈一些问题。
金融街论坛创办于2012年,到今天已经举办了七届,本届论坛依然保持着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嘉宾们主要围绕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升金融全球竞争能力这样一个热点的话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成果相当丰富。在论坛举行同期,金融服务专题展览,也就是每年的金融博览会也盛大开幕,包括银行、基金、证券、保险、金融科技等企业,50余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参展。在昨天下午举行的金融科技分论坛上,举办了30家机构集中签约仪式。人行银管部,北京因保监局,北京证监局,西城区政府,海淀区政府,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单位的领导见证了签约。今天上午举行的全体大会,开展了金融街合作发展理事会揭牌仪式,建设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启动仪式和金融科技研究院揭牌仪式。这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首都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潜力和巨大的吸引力。
本届论坛年会还首创了金融街夜话这样一个环节,围绕中国金融创新发展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尤其是监管沙盒这样一个主题进行交流。我觉得这将成为今年、明年,以及后年金融科技发展,尤其是在北京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前瞻性的监管沙盒,我们如何加强与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我们如何加强在金融街和国内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的协同。因此,这一主题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也愿意看到今天所有的专家贡献你们的智慧。
大家别忘了,只要你们有智慧,我和孙硕区长,我们俩最愿意干的事就是落实。首先,金融创新发展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在这一点上,传统市场的机制和技术手段已经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规模效益低的困扰。金融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需求的发展,也要跟上创新和监管的要求。我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总结了金融科技到底是什么?我叫做金融科技就等于ABCDEFG,我这里不做解释了,但是我要强调两点。ABCDEFG不是等同的,也不是同等重要的,未来金融科技发展,引领作用的将是AI。也就是说,未来的金融,一定是智能驱动的金融,大数据也好,云计算也好,区块链也好,都要服务于这个智能。
第二个,金融科技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信用问题,信任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金融,金融是信用经济,是信用行为。金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合约是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我们拿起手机来做的所有的业务,你其实是对手机另一端的那个机构充满了信任,如果你不是对他充满了信任,你不会用手机对着你的脸照一张照片过去,还眨眨眼,最后如果你对他不信任,你这个业务是办不成的。
所有的信任也好,信用也好,最基础的东西是信息。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大家实际上每个人都贡献着信息,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使用者,都成为信息的承载者,也成为信息噪音的制造者。我们怎么样把信息噪音捋平、筛选,成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个就是当前信息技术要处理的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就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建立在金融科技的基础上。这一点我也不要多讲了,我只强调两点。
一是现代金融监管没有金融科技,已经谈不上监管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的人谈监管,一定是基于监管科技的监管,而不是手工画一张图。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传输其实都社交化,都电子化,都已经完全的痕迹化,目的就是要把监管纳入到有序的范畴。
第二个,所有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也都信息化,也都智能化。因此就这两点来讲,未来的金融发展一定是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大家都同时看着一个信息,只不过看的信息的侧面不一样,每一个人在同样一个信息库下,或者是一个信息场景下,或者是一个信息生态下,大家选取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金融创新者,更多的是看业务未来的前景,金融监管者主要是看合规性,金融风险防控的人员,主要是看风险的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和未来怎样消除风险。
我不更多占用大家的时间,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孙硕区长,交给各位嘉宾,谢谢大家!
李丹:感谢霍学文先生的精彩致辞,让我们看到了本次年会论坛,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让我们看到了监管层、监管者在思考的问题,如何通过金融科技的创新,让金融的安全,金融的信任和金融的健康发展插上一对飞翔的翅膀,感谢霍学文书记的精彩演讲,谢谢您。
刚刚主办方特别告诉我说,为了隆重介绍下面这位嘉宾,我们要单独来介绍一下。再次欢迎北京市西城区代区长,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党组书记孙硕先生,欢迎您孙区长,下面把舞台交给您,有请您来为我们做主旨演讲,掌声有请!
孙硕:我理解所谓隆重介绍,主要是刚才没介绍我,因为以前我当主持的时候,我漏了,我也这么介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金融街灯火辉煌,与新老朋友相聚一堂,共谋国家金融改革开放和首都高质量发展大计,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西城区委区政府,也代表金融街服务局,对大家出席金融街夜话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天来,2019年第八届金融街论坛成功举办了全体的大会和三场分论坛,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专家大咖在这场思想盛会上发表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金融街论坛的专业性、学术性和国际性。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端金融论坛,本届论坛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刻广泛的就金融业全球治理,扩大金融开放,货币政策调控,金融体系结构,资本市场,金融科技,金融人才等进行了交流探讨,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首都金融创新发展和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聚智辅政,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在此我代表金融街论坛的承办方,再次对各位来宾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晚上马上就迎来本届金融街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金融街夜话围绕中国金融创新发展与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这个主题展开全面的深入讨论,借此机会,结合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的工作,我谈两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探索金融监管沙盒是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从我国金融业做大转向做强的过程当中,金融创新发展,尤其是以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趋势在不断的加强,我们开始进入无人区和深水区,呈现出从基层到顶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趋势和影响后果,不确定,不清晰的特征。金融监管沙盒机制作为国际社会强化金融合规,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创新再平衡的最新的潮流,可以在无人区中为金融创新画出一道相对清晰的边界,创造一个可以控制的安全空间,辅以适配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高密度的过程监控,将会为中国自主金融创新保驾护航。
今年1月份,国务院批复了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工作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明确了可以在西城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监管的沙盒机制,促进金融的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收到批复以后,我们在霍局长的指导下,迅速行动,邀请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驻区的重要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召开了多轮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反复论证研究,突出试点单位和监管单位同时推进,形成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监管沙盒的总体工作方案,基本思路是在金融创新和有效监管之间追求科技的平衡,为中国金融科技的创新,服务流程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先行先试,到复制推广的基本测试,和政策评估。
监管沙盒将始终坚持金融是中央事权,或授权地方事权的原则,监管沙盒也将增强,而不是替代监管权威,确保国家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全流程和全范围的参与,审评和监测。这是谈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监管沙盒的工作标准。
我们把这一次试点的工作方案总结为三句话,"入盒有创新,试验要全面,出盒要谨慎"。
"入盒有创新",就是对于申请和进入金融监管沙盒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包括金融模式和流程的创新,必须是实打实的金融科技创新,正而八经进沙盒,就拿出你实实在在创新的模式、流程、方案,进到这个沙盒里面来。我们欢迎传统金融和各类新技术的金融机构与企业,拿出真正有创新,有创意,有创造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服务和模式的流程,真正激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
"试验要全面"是指对于在金融监管沙盒中进行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我们会从他的技术性能、经济和社会效益对金融和经济系统的风险影响与冲击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全面试验,监测和评估,特别是风险的识别、测定和防控,我们将建立信息披露、风险防控和补偿机制,试验期间产生的损失按试验参与各方按照约定的比例承担,确保不出现风险外溢。
"出盒要谨慎",指对于进入沙盒的产品和服务,在每一个测试期结束以后,我们将做出出盒、退出、留盒的决定,我们也将综合国家和北京市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沙盒专家委员会等相关方的意见做出决定,特别是出盒的产品和服务,将按照相关的程序,由相关主体审批确认后方可出盒,真正实现监管沙盒是增强,而不是替代监管权威的目标。
以上两点是关于金融监管沙盒的两个体会。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正如科技驱动金融创新发展一样,未来已来,惟变不变,我们将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在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的指导下,邀请全区和全球的智慧和力量,以创新开放的眼光和国际一流的标准,高质量推进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监管沙盒的工作,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创新,努力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纵深,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李丹:感谢孙硕先生的精彩发言,正如刚才孙硕区长提到的,未来已来,惟变不变。今天我们看到,伴随着金融的发展,未来如何让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这三个关键词能更好地发展和平衡,西城区作为北京,乃至全国金融业最发达的一颗明珠,我们也相信未来,西城区会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有所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两会上提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也希望能够携手全球服务,开展互惠共享,未来,中国的金融业,中国的金融信息业如何更好地做好监管,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建设银行信息总监金磐石先生为我们发表主旨演讲,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磐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这次金融街夜话,与各位专家研讨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业创新发展以及建设银行的探索和思考。
当前金融业创新发展已经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撑,这一点上,在2018年我们上市银行的各个银行的年报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光四大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年报中,提及"金融科技"达上百次,这其中建设银行一家就提了44次,全球大小银行都将金融科技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加大科技的投入,以科技赋能业务的发展,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但是,如何依靠科技力量驱动金融业务创新,我们认为需要以技术为手段,创造新的服务模式,依靠科技的性能和效率的优势,将金融服务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为社会发展赋能。
基于这一认识,建设银行提出了住房租赁、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三大战略,建立了"劳动者港湾",组建了"建行大学",开启了"第二发展曲线"。前不久有记者写,建设银行"天天搞事情",还有记者写,建设银行"不务正业",实际不是这样,当然记者是好意的。这些都必须将金融科技作为核心的驱动力。
建设银行有一个金融科技战略,简称"TOP+"。"T"是代表科技驱动,就是以技术和数据构成双要素,双轮驱动金融创新。我们将新技术概括为"ABCDMIX",A是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M是移动互联,I是物联网,X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商用的,像5G、量子计算等等前沿技术。对于这些技术本身,作为建设银行我们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我们深知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是业务,不是技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与全球知名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成立"中国建设银行集团联合创新中心",融合其科技优势,和我们对业务的深刻理解,将"ABCDMIX"领域最好的技术应用到建设银行。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不可能达到最佳,但是我们应用这些技术,我们做的银行的这些应用的系统可以做到国内最佳,国际一流。
"O"就是OPEN,代表能力开放,将建设银行集团的功能和数据以服务的方式向社会开放,打造建设银行应用商店。我们推出的开放银行平台,已经开放了8类,14个产品,116项服务。一方面将建设银行的能力开放出去,为第三方赋能。另一方面,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建设银行自身服务的延伸。比如,针对普惠金融,我们已延伸至20余个第三方平台的渠道。现在我们的开放银行平台,每周至少更新一个版本,大量的服务正在源源不断的开放出去。
"P"就代表Platform,平台生态,就是要构建平台,连接平台,站在平台连平台,共同构建用户生态。目前我们打造了17个社会化平台,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政府治理,建设美好生活的同时,积极探索利用平台获客、活客和留客的新模式。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们推出的"小微快贷",截止2018年底,余额6310亿,新增2125亿,贷款客户119万,新增47万,余额和客户新增均居四行首位。我们的"裕农通"乡村普惠服务平台,已经覆盖了全国超过25%的行政村。
在助力国家治理方面,我们为云南省政府打造的一部手机办事通,将云南省30多个委办厅局的16类主题,389个办事事项,全部搬到了线上,实现了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联网通办。截至5月中旬,注册用户已达159万,累计办理事项545万。建设银行在云南省的319个营业网点,1587台智慧柜员机,都成了政府的政务服务办事点,政府不用建办事大厅了,建设银行的网点就是他们的办事大厅。
在建设美好生活方式,我们的住房租赁平台上线的地市是316个,现在我们的平台上,上线的房源已经累计有1595万套,注册用户已经超过千万。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已经上线社区是371个,注册用户8万多,进驻的商户2200多个。这只是其中的一些事例,还有我们的安心养老平台,公益教育平台,党群综合服务平台,智慧政法服务平台等等。
"+"就是代表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文化,实现了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建成了金融科技创新委员会管总,金融科技部组建运营数据中心,建信金融科技公司主战的格局,形成了高效、灵活,支持创新的科技管理体系。同时,正在优化金融科技人才的招聘、晋升和激励制度。对于金融监管,我认为这几年监管的态度还是审慎和包容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金融科技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的风险,金融风险也是在加剧。监管方面,我有几点个人建议,我不是搞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请各位嘉宾批评指正。
一是要引导脱虚向实。只要金融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我认为都应该给予一定的风险容忍度和政策倾斜度。
二是要规则先行。大量的金融创新也不可避免会导致金融乱象的存在,需要有一些政策和机制的引导来引领市场的发展。这一次金融监管沙盒就是其中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三是要加强监管科技的应用。执法人员的工具和手段也要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断的更新,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更加及时有效的监督。
以上是我的演讲,谢谢各位!
李丹:感谢金磐石先生的精彩演讲。听完金磐石先生的演讲,我们感觉到建设银行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这也符合十九大精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金融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台,可以加金融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同时通过平台和服务体制创新,能够真正的让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插上一对飞翔的翅膀,发展得更好。
下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专家学者分享环节,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政协常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先生发表主旨演讲,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稻葵: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现在经历了不到12个小时,中美媒体大战,看到美女主持人非常亲切。中美的贸易摩擦看来又有了新的战场,美女主持还要PK一下,所以现在大家从现在开始,得培养美女主持增加国际视野,国际的话语能力,这是一个新的战场。
今天是夜话,我们可以谈一些稍微发散一点的话题。我们今天谈一个金融的监管沙盒的概念。此时此刻谈金融的监管沙盒,其实有他的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在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金融主要的焦虑点,痛点是什么?金融方面的痛点,从百姓来讲,无非就是担心我们的人民币会不会再贬,股市能不能稳住,坦率地讲,这是我们的焦虑点。焦虑点来自哪里呢?坦率地讲,现在也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产生了焦虑,这些焦虑集中体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上。夜话,夜话,我们从焦虑点开始,从各个角度来谈监管沙盒的概念。
中美的贸易摩擦,甚至可以说中美摩擦,不仅仅是贸易,现在是多个战场,刚刚我开玩笑讲,是美女战场,今天早上的中央电视台美女主持和美国的FOX,福克斯,有人讲是特朗普御用电视台的美女主持PK了一下,我看是赢的,没有裁判,我看是赢的,只要跟别人讲了就赢了,只要出去了,这种事情不在乎讲什么。美国的老百姓他也听不懂,只要中央电视台的媒体出来了,中国的美女比美国的还凶一点,还漂亮一点,还能讲话,很可爱,很有亲和力,这就赢了。
所以我们的战场很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除了电视之外,就是我们的金融。金融是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的战场,不仅是贸易,特朗普发了多少Twitter,大量的Twitter里面谈的是股市,去年到11月中旬之前,他老是说我威胁要加关税,我们的股市高歌猛进,中国的股市下跌了,他们丧失了多少多少万亿美元的财富,我这里加了多少。这个话讲到11月中的时候,他绷不住了,美国的股市开始跌了,去年美国人的道指跌了6.5%左右,不到7%,都是那最后两个月跌的,11月、12月跌的。于是特朗普着急了,11月中打电话给我们国家主席,咱们谈一谈吧,我作东,我跟你谈一谈,本来说是一个半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小时,他还不走,这是外交部的消息了,涉及到国家秘密。他态度软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股市没有像他头十个月那样高歌猛进了。
但是反过来讲,去年我们的股市也不是表现太好,我们跌了24%,上证综指,全球倒数第二。今年5月初以来,特朗普又在贸易上跟咱们折腾,本来谈好的协议,他不愿意谈了,突然宣布要加关税,股市又是一个战场,金融又是一个战场,我们跌了多少呢?截止到上星期中,我算了一下,我们跌了10%多一点,美国人跌了3.6%左右,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因为每天都是变化的。所以我想说,客观上讲,我们中美摩擦还有一个战场,要牢牢记住,这是金融战场,刚开始是股票战场,只是反映老百姓的心态和信心的一个集中的窗口,还不是全面的。
汇率,目前也有,当然有一定的压力,我相信能够稳得住。
所以,怎么办?该怎么办?金融这个战场,跟美国人该如何,该斗就斗,该合作就合作,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必须要琢磨清楚了,想清楚了,金融街论坛办了这么多年,咱们给国家建言献策,我们绝对不要学美国人,美国当前有一帮"高级黑",用在美国部分人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绝对是"高级黑",怎么个"高级黑"呢?这次股票市场上,美国人叫嚣了,中国来美国上市的公司都扔走,班农说这个事,不奇怪,他懂什么金融啊。还有一个家伙,他也是"高级黑",库班,这个哥们是美国达拉斯,以前叫小牛队,现在叫独行侠,他的老板,每次独行侠这个球队,小牛队比赛的时候,他在球场上站着,经常辱骂裁判,骂对方的球迷和对方的球员,还被裁判员扔出去,好几次被扔走了,马克库班,这个哥们在美国有一个夜话节目,真正办节目的上媒体,谈得不错,这个哥们是搞高科技的,发了才五,买了球队,是半个娱乐明星。他最近也说,中国的公司占了我们便宜,把中国的公司扔走,这属于"高级黑",因为中国的公司,去美国的都是好公司,阿里、京东,都是好公司,我们是把我们成长的最好的公司,出于各种原因,改革不到位挤到了美国,你把他送回来,正合我意。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的一个博士,20年前毕业的,我们经济系在二层、三层,他们在夹层,中间夹了一层,给他弄了一个政府系,同一个楼里面的,前后脚。毕业以后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政治学教授,最近借调到美国外交部做政研室主任,发表文章,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也是种族的冲突,是第一次美国碰到了非高加索种族的,非白人种族的冲突,这纯粹是"高级黑",我一查,这个哥们比一般黑人还黑,就是一个黑人,怎么能把美国描述成白人文化呢。美国人多少年声称自己是多民族,多种族文化,包容性文化,自己把自己贬低成了白人文化,纯粹是"高级黑"。这个人上来,肯定是被照顾的,用咱们的话来讲,走后门的,黑人,在美国被照顾,考试的分低,我在美国管过录取,今天是夜话,我讲话说得稍微开一点,我在美国博士一毕业留下来当老师,我干了七八年就是管录取,录取博士生,很痛苦,非要找一个黑人做博士生,真的成绩太差了,本科成绩都拎不上来,见到一个成绩稍微过得去的黑人,我们眼睛都亮了,为什么?有指标,照顾黑人,就这么照顾照顾,哈佛大学招了这么一个黑人,一照顾,卡内基梅隆大学招了他,照顾照顾美国外交部请他当政研室主任,最后一照顾,"高级黑",咱们坚决不能学美国人"高级黑"。
我们是"高级红",好好出谋划策,话说回来,咱们的金融怎么办,这么几件事,一定要办。
第一件事,像易会满主席最近讲的,一定要提高我们的上市公司质量,股票市场搞得好不好,就是上市公司好不好,如果上市公司都挣钱,如果上市公司都是规规矩矩办事,都分红,老百姓拿了股票,着什么急啊,跌了以后我们买就是了,还不是担心上市公司质量不行,怎么把质量提高。刚刚我已经谈到了,好的公司给他吸引回来,凭什么说好的公司,只能到美国上市呢?我用美国上市的机会,把公司治理搞好了,报表规矩搞好了,董事会开会的方式搞好了,信息披露搞好了,从那儿练练手,杀回来。所以我呼吁,一定要解放思想,我们的公司法,证券法还要考虑修改,不同股,不同权,可以啊,凭什么不可以,高科技公司,创办人就是担心自己的钱不够,外来投资者来了以后,把自己的估值都剥夺了,公司完蛋了,当然可以搞A股B股了,这个不是国内的A股,B股,别混为一谈,就是超级股,允许有超级股,创办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搞超级股,保护你的控制权。
比如说京东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假如没有超级股的话,刘强东很快就被干掉了,很可能他的控制权就没了。他的股权并不多,他按金钱算不多,但是他有超级股,一股等于二十股投票权,他能比较稳固的保持这个公司的控制,所以京东是稳固的。再声明一点,我没有任何法律的立场,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啥。不同的股是有道理的,对于科技型公司,创办型公司而言,创办人是很重要的,没了他,往往这个公司就完蛋了,这个创办人再搞20年,有可能就倒了,他走了反而好,这一点咱们要创新,要解放思想,凭什么必须要同股同权呢,必须是一类呢,可以创新。
还有一个创新,相应的会计制度也该创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搞一个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我们主要算他的资产历史价格,购置价格,不算市场价格。比如说我这个公司,如果是房地产公司,我拿了一块地,由于各种原因,需要三年的时间开发,在我开发的过程当中,我的地价涨了,你当然应该把我这个涨的地价作为资产溢价,搞会计的都懂。现在据我了解,目前的会计制度不认这个,所以房地产公司在我们境内上市是很难的,香港认这个,美国认这个,要不要改革?要改革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解放思想,当然这个事比较复杂,需要证券法,需要公司法,甚至于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但是问题要摆出来,所以第一件事,要把一个好股票引进来,与此相关的,要把一些烂股票剔出去。中国经济发展快,我讲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一年的变化,等于美国人七年的变化,我经常跟美国人开玩笑,我跟美国人曾经办过一个书院,美国人说,你们团队都是年轻人,没经验,我说不对,我说我这帮人,平均三年工作经验,我们一年抵你七年,就跟人跟狗的年龄换算一下,我的团队是21年的工作经验,你那个美国团队也就是20年,除以7,三年还不到,哪有我的经验,我在中国干活,就得要年轻人。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量的是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上,不是说他们不好,一个中国环境下20年的上市公司,相当于美国佬140年的公司,你在美国怎么指望140年的公司坚如磐石,有,但是不多。所以你在中国发展得快,变化得快,已有的上市公司死一两个,出去一两个,太正常不过了,相当于美国道琼斯指数二三十年翻一番,股票的组成部分翻一番,成分股换一换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凭什么这么稳定呢,这是不符合道理的。
所以我要总结,第一条,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引进好公司,修改我们相关的条例法律,同时风水轮流转,水要走活,流水不腐,要动起来,易主席说得非常好。
第二条,金融该怎么办,金融该怎么改?我到处呼吁我的这个观点,我在政协也提了三次提案了,一定要加强,不仅是监管,还要加强基础性的法制建设,讲得更明白一点,股市很多,乃至整个资本,包括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很多违规的事情,不能只靠证监会,证监会的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我不是批评他们。证监会的领导有权利把违规分子刑拘吗?限制人家的自由吗?不可能,证监会的人有本事去拿一个针头摄像机去侦查吗?那是公安干得活,那是刑事侦查干的活。证监会有能力给某一个人判他终身监禁吗?证监会顶格就是罚60万,还是80万,都一样,80万算啥啊,我到股票市场瞎玩一玩,违个规,动辄几百万,80万,小意思,过几年换一个身份证,照样玩股票,他没有威慑能力,所有搞得好的股票市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相应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和警察部门极其有能力,天天抓大颚,美国80年代掀起了一场风暴,就是抓违规分子,就是在早上上班九点钟的时候,九点半就上班了,警察穿着制服,到华尔街大公司里面抓人,大摇大摆的把高管给带走了,戴着手铐,拘留了,检察院带走了,为什么?当地的联邦检察院的检察官,他的动力就是要抓大颚。听说过米尔肯吧,垃圾债券大王,最后进监狱了,麦肯锡公司前任一把手做了高胜的独立董事被抓了,判了七八年,七十多岁的老头,美国英雄。因为检察官的政绩就体现在抓违规分子,抓一两个违规分子,检察官就出名了,再过两年竞选州长,我说的不是理论,是先例,是有案例的。有一个哥们就是这么上去的,后来这个人被华尔街恨了,华尔街给他设了一个圈套,搞一个美女给他一点服务,摄像头跟着,刚当上州长没两天,辞职了。华尔街和当地的联邦检察院是天地,我们哪有这个,我们走了一点点,我们在上海设了金融法院,我们还差两步,第一要设公安部下面的证券监察局,放在上海,那个里面的能力,绝对要照着最好的配,工资还要比其他人高一点,工资不高,怎么斗得过金融界的非法分子,他们的能力很强,像配枪一样,如果你的火力打不过土匪,你跟人家怎么斗,他得专业。
而且还要配检察院,高级检察院,搁在上海,不要搁在各个地方,超越地方利益。所以金融检察院需要建,搁在上海,高级刑事侦查局搁在上海,跟上海的高级法院配合,要抓这个,不能只靠证监会,证监会到省级,银监会,人民银行县级都有,我认为搞倒了,证监会应该伸到各个县去,证监会基本没有派出单位。
这是讲的第二条,我们一定要把上市公司的质量搞起来,把规矩搞起来,犯罪分子,违法分子,就是要刑事论处。我顺便说一句,银行的犯规抓得很凶,非法集资判过死刑,吴英死缓,很多人求情,但是你听说过谁,证券市场,股市上犯规的给判了死刑的,没有一个。徐强判了多少年?肯定不是无期。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识还不到位,这个问题上,老老实实跟美国人学,美国越跟我们竞争,我们越要学他们的优点。我们要善于向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冷静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点,美国人千条万条的弱点,我刚才讲的平权运动,"高级黑",那个外交部的政研室主任,他都是缺点,但是他也有优点,就是在于证券市场的法制搞得非常好,我们缺这个,这是讲的第二条。
第三条,创新。创新必须要搞,中国的金融创新方面,我们是有这个精神的,而且创新方面,我们有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科技人员,我们玩互联网,我们编程序,这个中国人牛,华为为什么牛?十几万人在里面搞研发,在美国你要搞十几万人搞研发,得花多少钱,中国工程师毕业得多,相对成本低,我们一年的工程技术,理工科的大学和大专毕业生360万以上,美国只有20万,他搞什么创新。我们有,但是要监管。
所以我感到很兴奋,监管沙盒的概念,就是画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面,谁要是搞创新,你可以来,我先批准你,你进这个区域,你来创新。其实想一想,监管沙盒这个概念,英国人提的,英国人聪明,我们要学英国,英国人鬼,人家提出一个监管沙盒的概念,我们都用了。但是你想一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搞特区就是沙盘,深圳就是大沙盘,小沙盘变成大沙盘了,现在全国通用了。我们搞了四个特区,我们动不动搞改革,搞什么什么实验区,我们都是沙盘,我们咋没想出来这个概念呢?英国人搞了一个沙盒,翻成中文,火了,我们要反思,向英国人学习,英国人聪明,英国人把一个复杂的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比喻清楚了。
沙盒,我非常同意孙区长的概念,金融街现在变成了一个监管沙盒,鼓励创新,但是我想补充一点。金融的监管沙盒,还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是金融街你怎么折腾就行了,其实还要有一个资金的概念,因为金融、金融,跟地产,跟其他的制造业不一样,他是玩资金的,而资金是流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沙盒,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资金的概念。具体说来,两个地方一定要筑牢了,这个沙盒的盒子,箱体要筑牢了。一个是你进要沙盒搞创新的机构,不能搞高杠杆,不能说建设银行金总监讲得多好,我跟他借一百个亿,然后我自己玩,我玩不起了,就跟建设银行说,对不起,我玩不起了,建设银行就惨了,他被我套住了,这就传染了,这就不是沙盒的概念。所以资金应该不允许进入沙盒的创新的企业高负债,要玩可以,你自己拿钱。
第二个概念,一定要抓住进到沙盒的这些机构,不许大规模的,高数量的借百姓的钱。第一是不能高杠杆,二是更不能借百姓的钱,我们这个教训很多,P2P是好概念,前两年搞的供应链金融,好概念吧?可是我们玩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好概念,被一些不法分子到处一说,就把老百姓的钱忽悠进来了,忽悠进来以后,老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引发社会动荡了。所以这一条也要注意。第一,你不能借很多钱,第二,你借钱可以,你不能借很多人的钱,你只能借个别人的钱,你可以问某几位大佬,每个人借一个亿,一共就五个人,可以,你自有资金是50个亿,按照这个比例,可以。但是你一分钱没有,你问一百万个人,每人借一万,这不行,这要坚决刹住车。所以监管沙盒在中国的环境下,要特别强调这两点,一个是不要搞高杠杆,不要影响周边的金融机构,没进入沙盒的金融机构。第二条,不要引发社会老百姓的一些动荡,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我们储蓄率高,我们老百姓都有梦想,都梦想发财,你只要忽悠忽悠,马上钱就进来了,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且一出事,我们的百姓也很可爱,一出事,他有概念,要找单位。
黄益平老师,如果你自己搞一个机构,我是百姓,我不管,黄老师你是北大的,国发院的,我一定到北京大学门口去抗议,北大校长就着急了,中国的老百姓很可爱,他有单位的概念,他要追那个单位,他亏的钱他不怪自个儿,他怪单位,怪你黄老师的单位,你黄老师某一次发了一个言,给某一个机构,理论上论证了一下是可行的,并不一定好。这就是我想讲的几个概念。
最后一句话,我坚信咱们一定能够在金融战场上,能够合理的,冷静的,精确的,成功的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我希望再过五年,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会比较高兴的,比较开心的回忆当年特朗普帮了我们一个忙,点醒了我们,促进了我们的改革。所以,我希望我们再过五年,我们有资格,有信心回过头来感谢特朗普。
谢谢大家!
李丹:非常感谢李稻葵先生的精彩演讲,现在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摩擦还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下,我们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除了股市以外,哪些点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
李稻葵:我最最关注的,除了股市之外,是跨境的资金流动。其实人民币贬值本身不可怕,贬值有好处,黄老师,咱们都是搞经济的,贬值嘛,降低了我们出口方面人民币的成本,按美元计价,我们成本降低了,这是好事,但是就怕有人跟风,今天人民币跌超过了8%,如果再跌2%,这一年就是10%了,还不如我不买理财了,我去想个什么办法,托某个人,把人民币变成美元,这就不好了,容易产生传染性的,不合理的一些后果,因为我们的现金流量是很高的,我们的流动性很强,我们中国经济的流动性很强,每家每户拿出几十万,一百万都是很容易的,这是最大的,需要管住的。这个本身是一个预期的管理,应该非常坦诚的跟投资者讲明白,人民币不会,也不应该大规模的贬值,也跟美国人讲清楚,我们不会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对于全世界都不是一个好结果,我们贬了,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都得贬,我讲的是经济学基本的实证的结果,这是我的基本概念,我坚信我们一定能管好。
李丹:掌声送给李稻葵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刚才听完了,我们感觉到的确,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从股市,做上市公司质量以外,还要感谢对手给了我们一个改革的机遇,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同股同权,监管的改革,创新的改革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会倒逼我们,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刻思考和更加长远的发展。
如果中国的女主播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方阵,希望李稻葵教授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能够作为学者的代表,找一位美国的竞争对手,演讲嘉宾同时连线一下,相信您一定能为国争光,谢谢李稻葵教授精彩,生动幽默的演讲。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任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为我们带来主旨演讲,掌声有请!
黄益平:非常荣幸有机会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点看法,我先声明一下,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的金融机构,如果哪一天我要做,我一定跟大家说我是清华的,我不会跟大家说,我是北大的。
最近有两件事情确实是比较热闹,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金融科技有关系,我本人这几年也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做金融科技的研究,我们在北大有一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包括一些指数和一些研究,我们做的很多是学术研究、政策研究,还有很多国内外的交流,我们每年都会组团,组织国内的这些头部的金融科技机构的高管,和一行三会,现在是一行两会的高管,到IMF去做闭门研讨,是IMF拉加德总裁邀请我们去做闭门研讨。去年我们是6月12号去,今年是6月18号。
我说这个的意思,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关注的地方,我个人一直比较关注,讨论也比较多,交流也比较多。我自己觉得,中国的金融科技和国际上的金融科技,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金融科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从我们很多学术研究方面也能看出来。国外金融科技的研究和关注的更多的是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中国我们讲的金融科技,更多的是普惠金融服务。比如说我们说的支付、投资、保险,,还有其他的贷款等等,在相当长的程度上,中国金融科技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主要功能,其实第一是扩大了可得性,可获得性。原来一直说普惠金融比较难做,就是在很多方面,传统金融对这些客户觉得有点束手无策,金融科技提供了一个好的技术手段。
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国内最近一直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事情从上到下都很重视,改革也是方方面面,刚才李稻葵教授点了好几个地方,资本市场等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我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我怎么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一个改革。
客观的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金融改革是40年前就开始了,我们的改革也是做了40年了。你们可能有的知道,有的可能不一定了解。40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他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在一起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应该说改革一直在路上。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变得这么突出,觉得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过去一直说金融改革,现在忽然加上了很多修饰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可能是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金融的效率可能在下降。比如说过去几年经常听到政策文件当中提到的一件事情,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说实话,因为我曾经在金融行业工作过,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抵触情绪的。大家感觉金融部门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不支持实体经济。按道理来说,这个钱要是不取自实体部门,没有产出,金融部门是活不下去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并不是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是我们需要分析,具体来看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们做经济学分析,看其中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边际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这个数值一直在来回波动,基本上是在3-5之间振荡,但是到了全球危机爆发的前夜,3.5,现在已经到了6.3,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每支持一个新的单位GDP增长,十年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增加3.5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今天需要6.3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你也可以说,同样的资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回应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减弱,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总之,你可以说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问了李稻葵教授,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所构建的一个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数,你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确实是来回振荡,总体来说,2007年以后缓步上升,现在基本上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背后有很多的原因,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过去改革开放30几年,40年,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稳定,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恐怕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持续的高增长。我们国内有一个说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即使你有一些低效率的东西,有风险的东西,只要你持续高增长,很多风险是可以被消化掉的,而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实现了持续高增长。所以有一些金融风险,有一些坏账,有一些不良,但是最后都被化解掉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政府兜底。起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保证了投资者不会恐慌,我相信大家可能记得,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银行的平均的不良率是超过30%,但是没有形成银行挤兑,并不是说老百姓对于银行的资产有信心,而是大家觉得,只要政府在,放在银行的钱是保险的。所以这是我们过去支持金融稳定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但现在来看,这是很难持续。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往下走,现在似乎是在不断的往6%走,今年能够维持在6%以上,还是6%左右,还有待观察。
另外一个政府要兜底,可能变得越来越难。刚才李稻葵教授说他最担心的是跨境资本流动,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这个如果是一旦爆发,是比较难管理的,其他的一些金融风险也有很多,举一个例子,很多人很担心所谓的高杠杆的问题,不管是看总体的杠杆率,政府的杠杆率,看企业的杠杆率,看居民的杠杆率,在全世界都属于是比较高的,尤其让人比较担心的是持续高增长。高增长的杠杆其实是比高水平的增长更加令人担心,这确实是一个令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杠杆率最高的是什么地方?第一是国有企业,第二是地方政府。这两个高杠杆,多少和中央政府的信用是有一点关系的,不一定是完全支持,但是多少有一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债券市场,债务市场崩盘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最值得我们担心的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前面那张图,就是当我们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不断的上升,其实已经超过了过去改革期间正常的区间,还在不停的往上走,走到极端是什么情形?就是我们不管再怎么投资,再也没有新的经济增长了,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过去听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你的金融效率低到,不管你投入多少资本,经济都不会有产出了,这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确实是我们看整个经济当中,大家讨论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领域。我刚才说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高杠杆负债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和其他的一些领域,其实还有很多。所以如果要把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政府来承担,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考虑要处置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要释放一些局部的金融风险,来求得总体的系统性的稳定。
第三个,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实体经济当中一些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我举两个例子,对于居民来说,老百姓我们过去的储蓄率很高,但是钱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一般是两个地方,要么是放在银行,现在的存款利率大概是2%左右,要么是把钱买了房地产,客观地说,老百姓感觉这样的投资机会,要不就是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要不就是机会越来越少,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是随着我们未来的收入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的下降,老百姓对于资产性收入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客观的来说,刚才李稻葵教授也讲了,我们的股票市场做得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债券市场也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前几年,曾经有人说,如果是我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一部分老百姓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去支持资本市场,这样的话,老百姓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我们国家也就实现了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就会直线上升。后来过了三五年回头一看,没有发生我们当时预料,当时希望的情形,发生的情形是,确实有一部分老百姓把钱从银行拿出来了,但是没有去投资资本市场,而是去了很多影子银行,去了很多金融科技的领域。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说明了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够健全,老百姓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第二个,企业的融资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就变得更突出,我自己的印象,在过去几年,几乎就是每隔三到四个季度,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都会出台一个文件,支持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的融资渠道没有畅通,有的时候资金的成本非常高,这是我观察中国今天的经济、金融形势,确实能看到一些似乎金融没有特别好的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可能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天提出来,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讲供给侧,一定是和以前需求端的政策相对应的,需求端的政策,过去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般是为了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可能更重要强调的是经济效率的问题,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给大家看的第一张图,边际资本产出率能重新开始往下走,就是我们总体的金融服务的效率会提高。要理解这一点,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大的问题,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4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在40年前,我刚才讲,只有一家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我们总体的经济体系,包括金融,都是中央计划的一个部分,所以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很少。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40年以后,金融体系,政府干预的程度,我在这上面放的图叫金融抑制指数,其实衡量的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这个干预可能包括对于利率,对于汇率,对于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等等的管理,甚至包括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控股等等,各个方面都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中国,最上面的数据,1980年的时候是1,市场化的程度基本上是很低,几乎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刚刚开始。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数到了0.6,我们40年来,确实一直在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但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第一,和其他转型经济相比,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的步伐确实是相对比较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经济改革比我们晚开始起码十年,但是他今天金融抑制的指数已经到了0.4,我们的指数是0.6。第三,我们把中国在2015年的数据和全世界同一年的130个国家的指数做一个对比,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数在全世界130个国家当中,排第14位,虽然我们推进市场化改革40年,但是我们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的程度,相对而言仍然还是比较高的,这是简单的,再把这个图用另外的格式来展示一下,纵轴就是刚才说的金融抑制指数,横的就是我们讲的,银行在总的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全世界做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银行主导,第二个特征,我们的政府的干预相对来说还比较高。客观来说,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如果作为一个学者,我可能会说,为什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这么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指数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我们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经济表现是非常好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的金融体系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我们甚至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把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全放开来了,中国,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把金融抑制指数都拉到0,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上面写了几个简单的数字。80年代的时候,如果全部都放开来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会减少0.8个百分点。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方向已经开始逆转了,金融抑制,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他是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他会降低效率,他可能会遏制金融发展,同时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他可以快速的把储蓄转化成投资,他可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我开一个玩笑说,如果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就像俄罗斯那样,甚至比他更加极端的把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全放开来,由市场来决定,我可以保证,肯定地说,在过去40年,我们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金融危机了。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说,有一些政府干预,他一定是不好的。市场机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监管框架是有效的,这个也跟刚才李稻葵教授讲的他的担忧跨境资本流动有关系。很多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放开来了没有问题,经济非常健康,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放开来就引发了金融危机,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
但是客观的事实,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包括前面讲的金融效率在下降,系统性风险在上升,第三是一些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我们讲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客观的来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政府干预还比较多,同时银行占主导,这样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擅长支持一部分企业,但不擅长支持另一部分企业。那么我们简单的说,银行做传统银行做风控,一般看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看历史数据,看三张表,利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还有一个是现金流的表。第二,看你有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第三看你政府有没有政府担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传统的银行,确实是比较擅长于为大企业、制造业企业和粗放式的扩张提供金融服务。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换句话说,我们过去的金融体系对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歧视,其实一直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今天变得这么突出。今天变得很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
2007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金,在全国,全世界大概算是中低收入水平。2018年,我们已经到了将近一万美金,已经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再过几年,我们就到了高收入经济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我们可以说,收入水平不一样了,但是同时你看到的是成本水平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低成本优势,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成本的提高,我们可以不断通过创新来支持产业升级,来保持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你知道,在中国经济当中,企业层面的创新,主要是由谁来做的?民营企业做的,70%的创新是由民营企业做的,25%的创新是外资企业做的,5%的创新是国有企业做的。到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你再不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出问题的。过去提供的服务不是很好,但是他不是那么致命的,但是今天就变成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忽然在这几年间,突然大家感觉到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客观地来说,相信大家都理解,之前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问题,但似乎以前没有变成这样全局性的,宏观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用习主席的话来说,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客观的来说,怎样为各个阶层提供各种合理的金融需求。我自己觉得,客观的来说是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是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可能需要考虑适度调整我们的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进来,为多样化的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方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配置当中,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说的。最近我们的一些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一般来说就是两条,第一条要求企业,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贷款。第二条,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把贷款的利率不断往下调。我自己觉得,这是出于非常良好的用意出台的政策,第一条非常重要,第二条有一点金融机构无所适从。简单的来说,在金融体系里面,给谁提供贷款,怎样确定贷款利率,应该说是风险定价,风险定价的意思就是风险比较低的客户,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率,风险比较高的客户,应该接受相对比较高的贷款利率,这是一个市场化风险定价的基础。如果我们行政性要求金融机构强制把贷款利率不断往下压,其实是会影响我们政策的效果。这是我们为什么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不仅仅是像我们过去说利率市场化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最后控制金融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今天你甚至可以把他理解为金融机构能不能很好地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改革我们的监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些具体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讨论的金融科技在这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建造的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我们对全国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市,每一个省都构建了一个指数,从2011年到2018年,八年的数据,我放在这上面的三张地图,其实是把所有的,每一个地级市,都按照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成四个团队。红色的,橙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红色代表发展水平最高,绿色代表发展水平最低。我们这个图给很多人看了之后,很多国际组织和诺奖获得者看完之后都很兴奋。看完之后,他们第一直觉就是金融科技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强的普惠性。这个从第一张地图到第三长地图,他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你会发现,在2011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区之间,所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差异是非常大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都是绿色,基本上没怎么发展。但是到了第三张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沿海地区似乎还是相对比较发达,但是内陆地区在快速的赶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非常自豪,我觉得也是很多国际组织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在这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服务会碰到一些困难。一般来说,我们在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个说法,二八法则,意思就是一个金融机构进入一个市场,最好的策略,就是把最上面的20%的富裕的个人,或者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服务好了,基本上能抓住这个市场80%的规模。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为下面的80%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下面80%的客户一是比较分散,二是融资或者是金融服务的规模都比较小,简单来说成本比较高,也很难给他做风控,难主要是难在两点。第一是获客难,第二是风控难,过去确实做起来比较困难。金融科技,我现在说的金融科技,已经不仅仅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做,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做,刚才建行讲到了在做,很多传统金融机构都在做。你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个平台,把很多的客户,黏在你的平台上,这个时候你就首先解决了一个获客难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人,尤其是农户,他要是在散落在各地的话,其实你要找到这些客户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平台,很多客户,已经在他的平台上很活跃,你能不能把他变成你的金融客户,就是看你的本事,实际上第一是解决了所谓获客难的问题。
第二个,当然也解决了风控难的问题,我们知道,你既然没有历史数据,没有固定资产,没有政府的担保,我仍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中国,这方面已经是有世界性创举的,简单的一句话说,线下软信息,线上大数据。线下软信息,就是很多小型的金融机构,像扫地摊一样,对于区域内的所有的潜在客户都了解,都建档,这样的话,你如果来要求提供金融服务,他已经非常了解你,他可以对你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金融决策。
在线上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地摊都扫过去,但是只要你在线上有一些数据留下来,他可以对你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我们现在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机构,尤其是一些网络银行,我调研比较多,比如说腾讯的微众银行,蚂蚁的网商银行,成都还有一家,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工具来做大量的贷款,基本上都是不跟客户见面的,而且把不良率控制得非常低,一下就解决了普惠金融比较难做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个其实是刚刚开始,这里面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尝试,在我刚才说的业务里面,可能就有很好的监管沙盒的机会。比如说这些网络银行,我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做得也不错,但是他们现在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正规的存款客户,因为我们现在的监管还不允许远程开户。但是网络银行没有线下的分行,你不能远程开户表明就没有任何的存款的客户。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客观上说,新加坡已经解决了,我们去年8月份去新加坡调研,人家已经很成功了,你可以在线上开户,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国内现在还有困难,我们能不能通过监管沙盒里面做一些尝试,你的业务范围,你的空间,一开始做一个限定,但是监管部门和这个机构一起来做,起码可以尝试,做得好可以推开,做得不好,我们可以再想新的办法。
所以我特别赞同监管沙盒,我觉得一定要做。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从过去四五年来,我们讨论国内的这些改革,国内各个阶层一直在讨论监管沙盒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地,我希望,如果我们真正能有一些好的案例落地,对于我们下一步更加健康的金融科技的发展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谢谢大家!
李丹:感谢黄益平的精彩演讲,您刚刚谈到日本在失去的十年当中,投资效益边际收益率基本接近零,中国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关键点在哪里?
黄益平: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市场纪律。你去看比如说在日本当年他的问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银行和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讨论日本的这种管理的办法,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创新,因为金融机构要给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你对他不了解。所以日本人发明了一个办法,我直接持股大公司,派人坐在他的董事会,你就可以了解他的企业,可以充分的做好的经营决策。进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有问题了,你变成他的股东以后,有几十亿投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再说要不要给他贷款,这个决策,相互之间绑在一起,造成一个大的问题,看上去稳定的时候大家都很稳定,但是不稳定的时候,一下子就崩了。
我们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一定意义上来说,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全球危机以后发现的一个现象,国企的杠杆率略有下降,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民企的杠杆率是在直线的下降。这个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正常的现象,经济下行,全球金融危机,民营企业正常的反应,就是减少杠杆,尽量放缓扩张。但是从长期来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平均而言,国企的金融效率、投资效率就是比民企的效率要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要支持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简单的一条,现在政府叫竞争中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核心,不管你是国企还是民企,简单的来说,都是中国的企业,大家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把中国的金融资源,以最佳的效率利用起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并没有那么悲观,觉得我们会碰到日本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条线一直走下去,那还是有风险的,恩
李丹:谢谢黄教授,感谢您的精彩回答,同时感谢您的精彩演讲,我们也希望在座的所有金融机构们一起携起手来激活中国的金融效率,能够充分的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真正让中国金融在当前面对全球金融风险和全球风云变化的时候,能够筑起自己的一道城墙,同时走好长远的稳健之路。
刚才我们聆听完了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之后,下面就要迎来今天的对话环节了,在此我要把主持话筒交给今天的对话环节主持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海峰先生,掌声有请!
何海峰:谢谢美女主持李丹,现在换了一个比较丑陋一点的中年大叔,我特意洗了洗脸,不太油腻。
下面进入圆桌对话环节,有请今天参加圆桌对话环节的女士和先生们,他们是:
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蒋东兴先生;
西城区政府区长助理宋李健博士;
中国建设银行信息总监金磐石先生;
瑞银证券总经理、瑞银集团亚太执行委员会委员钱于军先生;
亚太未来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杜艳女士;
清华大学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伟强博士。
刚才我们领导在致辞的时候说了,这是夜话环节,夜话,要让大家敞开心灵,而且这个夜话也是金融街论坛的首创,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六位先生和女士,咱们能够把首创的夜话真正的敞开心灵。
今天夜话的主题是"中国金融创新发展与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刚才聆听了李稻葵教授和黄益平院长的精彩演讲,让我们大受启发,刚才金磐石总监已经做了精彩的演讲,我们进行两轮加,前两轮都是笔答题,最后我问大家一些可以挑选的问题,最后再给听众们留一些互动的时间。
金总,刚才听了您的演讲,知道建设银行在金融科技创新这方面,走在了国家队的前列,您从银行过来,银行的金融科技创新是否已经面临到了技术公司,他们在金融科技创新的冲击和挑战。
金磐石:确实是这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主要就是刚才讲的,中国的监管机构,还是比较包容的,鼓励创新,一些小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对于新技术的把握,比较敏感,容易抓住机会。
第二个,这些小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公司,体量比较小,转型比较快,一有机会就抓住,一不行就换别的。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小的金融科技公司没有那么多负担,不像大的企业,业务模式也是新的,整个的技术的架构也是新的,老的企业他很陈旧,他要做新的,老的要先想办法处理掉,基于这三种原因,确实对于传统的银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传统的银行业有优势,我们传统的银行有什么优势呢?我刚才讲了,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大家一定不要忘了,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是业务,所以,传统的银行,我觉得我们对于业务的把握和业务的理解更深,更透。第二个优势,我们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这方面,商业银行就是做融资的,做贷款的,所以我们对于风险的理解,对于业务的把握,对于合规的意识,这么多年我们有很深的积累。第三个优势,所谓的金融方面的数据,这个大数据,市面上有很多数据,但是我觉得金融这个数据,那是最好的一个数据,在这些方面,传统的商业银行,起步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一些落后,但是我们后劲十足,我们开足马力的话,现在你也能看出来。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冲击影响不大。
何海峰:谢谢金总,金总很自信,刚才您演讲的时候提到了金融科技,您做了一个定义,"ABCDMIX",霍局前面阐述了一个"ABCDEFG",这七个领域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更广泛的冲击,谢谢金总。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来自监管部门的蒋东兴主任,刚才前边相关的领导、嘉宾在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了资本市场,在习总书记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资本市场在中国的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样一个目标,您来自监管部门,您对这句话怎么理解。
蒋东兴:习总书记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资本市场改革的发展方向,对于这个权威的解读,可以看易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理解,因为我的理解不可能再有更新的理解。
何海峰:那我们可以再去专门学习易主席的理解。如果说我们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高效、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必然要利用科技的手段,从您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利用金融信息科技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手段?
蒋东兴: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金融科技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中国的资本市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投资者的数量,绝对数量是全球第一,我们现在大概有效的股市投资是1.4亿。我们大概券商是以百数量级的,意味着平均每一个券商他的客户是百万级的,百万级的客户如果靠人去服务的话,效率和负担是多大。资本市场的行业机构,天生就有利用IT,利用科技去创新服务模式的驱动。刚才说的ABCD某种技术,在资本市场的行业机构里面,特别是头部的券商,比较大型的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都投入了重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基于投资者画像,公司画像,精准营销,智能投顾,智能投研,智能运维等等,都是非常多的开展起来。这对于监管来说,第一是好事,包括今天几位专家在讲英国、美国的他们很聪明,实际上中国公司或者是老百姓更聪明,因为他们现在要靠很多激励措施去推动创新,我们在行业里面,创新是一种天然的冲动和已然的现状,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在金融创新的情况下,去规范他的发展,防范他的风险,这是我们现在更重点考虑的地方。
何海峰:谢谢蒋主任,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都在广泛、积极地推动相关的创新,正好今天瑞银证券钱总,瑞银证券也是首家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我想问一下钱总,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新一阶段的资本市场最主要的主体,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就贵公司来说,您认为在未来的竞争发展中,金融科技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
钱于军:我相信机遇与挑战共存,主持人说得对,今天的主题还是讲中国资本市场怎么更好的发展,而且要有创新,要有活力,又要有韧性。其实金融科技,我也同意刚才建行的老总说的话,科技在我们的理解,应该最终成为传统受监管的,开展持牌业务的金融机构的手段,更好地服务客户。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像不太支持创新或者是什么。
我想给大家简短分享一下,瑞银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因为之前黄益平教授讲得非常对,中国的金融科技,绝大部分都是解决的to C,解决的普惠,解决的千家万户,或者是刚才证监会蒋主任说到的,1.4亿的散户,瑞银在中国不做散户,我们只做最高端的对公业务的,和最高端的私人财富,我们服务的私人财富的富豪们,不像一般券商App的使用,他要有面对面的服务,要有跨越中国市场的全球资本配置,他要有我们的投行团队跟进帮助他去做企业的收购,做其他高端的服务。简单一点说,在国内瑞银证券没有太多的应用到国内的零售经济券商所做的那些。但是我们用了什么呢?前面黄教授也讲了,我们用了里面的trust engine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瑞士本国,亚太区的新加坡和香港,跟很多金融科技的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跟微软,IBM,跟中国的平安,金融科技领域的企业,我们也都在探讨,我们用的是在探索区块链,怎么用trust engine做对公业务,做债券的,我们在海外已经做了,债券的发行的结算和交割。我们也在全球比较发达的市场,美国市场,我们也跟金融科技的公司合作,做了网上投顾的尝试,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财富管理,所谓机器人投顾,我们已经在实施当中。
我们全球投行当中中后台的结算和其他环节,在我们的上海跟无锡,其实前面讲到了中国的人才,瑞银在中国积累了上百号的最高精尖的往往是数理,物理和计算机双学位,有时候是两个硕士,有时候是两个博士的高等人才,在上海和无锡的企业服务解决方案中心做了一些自动化的处理,我们用大数据,支持海外投行比较复杂的结构性产品的结算,比如说股票衍生品,我们在国内也做,但是现在还没有量大到那个程度,需要做这方面的。
最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推动怎么让瑞银集团更多的跟国内的金融科技的公司接上头,来复制我们在瑞士,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些工作。
我顺便简短回馈一下刚才金总所讲到的,我们对于国内的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前面霍局长讲到了P2P最大的保留是,他们是不受监管的,他们在根本上用的就是一个监管套利,我们和在座的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包括其他一些金融机构,都是受监管的,中国又是分业管理,所以一个瑞银集团在中国,既有持牌的法人银行,又有证券公司,又有公募基金,还有我们的资管平台,我们有两三个,外商独资的,还有合资的,国投瑞银这样的基金。所以,受监管的企业,在我们看来不太合适跟不受监管的企业,他是就像美国的西部牛仔一样,不受任何的监管。我们在早期,甚至中央的最高领导说,先让"互联网+"先干起来,但是这个后果是一做,真的就出现乱象了。我们认为,当你涉及到千家万户,恰恰是普惠金融最要监管,因为你受影响的,可能是我们建行,是其他零售银行可怜巴巴,一辈子储蓄的散户。就像我们资本市场,可能刚入门的A股投资人一样,你不能把他引到一个不受监管的服务机构,那些人不付存款的保证金,也不受一行三会,现在一行两会的监管。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应该是在最高端,最普惠的领域是受监管的。
讲到监管沙盒,我今天下午的发言我也说过,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应该遵循我们政府讲的,受监管的机构,持牌的个人做的一些尝试,应该允许在法无禁止皆可行,都可以尝试,但是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这样才能鼓励创新。我的观点可能有点矛盾,但是我想分清楚,金融,尤其是最主要的金融,最基本的普惠金融,应该是严格受监管的。
何海峰:谢谢钱总,你实际上已经开始把我带向了下一轮的话题,但是我停下来,您说到瑞银证券也好,瑞银集团也好,很好地利用了金融科技,实现了二八原则,你们主要是做to B,做高端,我也非常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利用金融科技去做to C。
前两天参加清华全球金融论坛,也看到了朱民行长揭牌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推出了金融普及的教育训练营,金融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从高端人才,也包括人才队伍的体系,请问伟强主任,金融普及训练营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张伟强:我来自的更大的单位叫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我们这个金融科技研究院成立时间比较短,是2017年12月成立的,刚才金总也说过,金融科技是金融为主的金融+科技,在我们的金融科技研究院,我们进行了更大的拓展,我们是有清华大学四个学院合作成立的金融科技研究院,五道口金融学院是牵头人,交叉科技研究院,软件学院,法学院,四个学院共建的。金融科技研究院的理事长有两个,原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吴晓灵,交叉科技研究院的院长姚期智,就是得过图灵奖的华人,在计算机,在AI这个领域里面,算是国内顶尖的。金融科技研究院的成立是为了促进国内金融科技的发展,让金融科技更好的为实体经济的服务,为不同消费者服务的目的,这是我介绍一下金融科技研究院。
金融普及的教育训练营,我们这个做了很久的时间了,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现在普通居民的金融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现在的金融市场跟30年前,40年前的市场完全不同了,30年前,大家买个国库券,汇个款,也就这些了,想贷款,没有人给你贷的,想做投资,手里也没有钱,也没有其他途径,这是30年前的情况。现在我们可能,瑞银太大了,我们很多人根本找不到瑞银这种机构。但是银行,包括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很多很多的金融机构,还有金融产品也越来越多,像原先的银行理财,原先从来没有过的这些东西,普通居民的金融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了,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做一些金融知识的培训,让他知道金融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国际的趋势,OECD,国际经合组织,2013年还是2015年做过一个调查,全球有5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金融普及教育国家战略这个制度,把金融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制定起来,由各个部门,比如说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还有教育部门,多个部门参加,对全民进行金融教育。目前为止,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实施,甚至是更新了,根据教育中间出现的情况,已经做了一些更新。我国和俄罗斯一些国家,已经提出来制定金融教育国家战略,2013年,在G20莫斯科峰会上,一行三会也提交了中国的金融教育国家战略,但是这些战略目前为止,还是停留在纸面上,还没有实施。国务院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文件里面也提出来了,要制定一个金融教育的长效方案,这是金融教育一个背景。
我再讲一下我们目前做的工作。我们目前做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进行了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到现在,我们做了六次的消费者金融调研,调研的内容就是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金融知识水平这些情况,大概我们已经调查了两万多个家庭的基本情况,这个结果确实不是很乐观。很多人对于金融的理解,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差得很多。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时问了一道题,有一个朋友向你推荐一个年收入40%收益的投资机会,你会同意参加吗?有金融知识背景的人,都会知道20%都要慎重考虑,但是那个答案里面,大概有一半的家庭都说我会同意的,因为是他的朋友推荐的。
从国际对比来看,我们平均的正确率在50-60%之间,但是那些成熟市场国家,他们能达到70-80%,即使是这样,还把金融教育作为国家的金融战略,我们认为我们开展金融教育是必须的。
第二部分,我们基于金融调研和金融投资者行为的数据做了一些金融分析,比如说这些金融知识是不是对于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更好的作用,结论是有效的,他们会更好的把资产做好配置,负债的时候,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借款,而不会从民间机构,或者是高利贷这一块儿来借款,这是我们做一些学术研究。
第三部分,我们做的金融教育的实践研究。我们之前,因为随着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比如说创业的训练营,对于创业者进行培训,投资者训练营,对投资者进行培训,还做了对金融媒体公益性的培训,金融教育培训,是我们在消费者教育中间做的第一次尝试,我们也希望这些方面能够对大家做出贡献,同时也探索中国金融教育的途径。
何海峰:谢谢伟强,伟强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金融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从党中央,国家也一再要求金融的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的能力,同时也要求民众增强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您刚上来介绍金融科技研究院的时候,特意向金总推荐了四个学院的组成,是不是回应建行的金融科技研究不是自己要全面做,可能也要加强相关的合作,谢谢伟强。
接下来有请圆桌对话的唯一女士杜艳院长,我想问一下杜院长,亚太未来研究院一直在推动金融科技的中外合作交流,据我了解,刚才前边我们提到的新加坡的相关的金融管理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就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英国、美国、新加坡也好,主要的代表性国家有哪些新的趋势?
杜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和了解我们身处何处,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时代,所谓巨大的变革,现在正处于一个真正的数字经济开启的时代,数字经济开启的时代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个体行为的数字化。因为当智能的终端开启之后,每一个人,现在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离开手机上各种App等等来生存,每一个人浓缩为一个ID,ID的背后实际上在实时记录你的行为数据,而之前,这一切在数字化开启之前,都不可能。这导致背后的变革是什么呢?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都变革了,这会带来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所以他带来了三大趋势。
第一,金融机构的变革,刚才不少嘉宾提及金融的本质没有改变,我想这句话应该拆解开来看,金融本质没有改变的同时,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功能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没有改变,他对资金的匹配,对风险的定价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改变了呢?金融机构,金融组织在改变,在大量的改变,这个改变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金融机构本身开始平台化,包括现在境外很热的Open banking等等等等,因为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量的数据被各种各样平台化的企业和组织在掌握的时候,你发现银行本身必须要成为具有相当能力的数据拥有方和获取者的时候,你才可能基于数据这个生产资料来衍生、生产出更好的金融产品,否则你就会变成只是持牌,只会变成渠道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为什么中国很多的金融机构,之前前一个阶段是大量的平台方进入持牌,进入金融牌照化,但是现在另外一个趋势,金融机构开始往数据化,金融科技公司来转型。所以其实他的背后带来的一个衍生,金融机构从后台冲向了更多的前台,他要抓取到更多的数据,以此来支撑金融产品和服务。
带来的另外一个变革,就是由这个机构的变革带来另外一个变革,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金融市场结构以前完全是金融方主导的,但是现在的变化,金融持牌方和大量的数据外包方,大量的融合,甚至形成了很强的依赖关系。这个以前金融方肯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但是现在未必,话语权本身地位都在发生变化,带来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的生态结构,这个是第二个变化。
以前我们说资本为王,金钱为王,现在可能是数据为王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革。由前面生态的变革,金融组织结构,市场结构的变革,由此导致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挑战,就是来自于监管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从次贷危机之后,进入了强监管的时代,但是我们发现,2013年左右开始,世界上的金融监管方出现了很大的变革,进入了新一轮监管的竞合时代。监管的竞合实际上也是由金融前期创新的驱动来导致的,既有的监管不再适用于快速生成的这些金融的创新和演变,所以大量的监管方开始变革自己的监管工具,监管的方式,包括引入监管沙盒,设立创新中心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监管的倒逼和变革,甚至不同的国家开始马上提出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战略。
像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议题,监管沙盒,其实世界上已经有数十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中国在现在西城这边很大胆的在实行监管沙盒,这一步是我们已经远远迟了一步。
另外的一个,我感觉在认知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跨越和竞合,之前在谈金融科技之前,中国出现了一个词,互联网金融,我们往往会说互联网金融可能跟境外舶来的金融科技的词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其实不是。当我们谈到互联网金融的时候,更多是一种渠道的变革,由物理网点变成了线上化,但是那个变革的认知跟金融科技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金融科技是综合运用了各种的技术和科技的手段,包括了物联网、5G等等等等,由此而导致的对于金融的全面的一种变革,包括了获客、风控、管理等等等等,以及组织的变革,市场衍生的变革。所以,我要说的是,在不同的这些认知,也导致了境内外发展的差异化,之前我们国内更多的是在应用端的变革,渠道端的变革,境外更多的是从科技底层的变革来开启的,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何海峰:谢谢杜院长,好像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讲了很多,也让我们大开眼界,讲了渠道、流程、监管的变革,但是我们最想听的是您跟新加坡、美国、英国的交流,后面还有机会。
第一轮最后一位嘉宾,宋李健区长助理,宋李健博士,前面霍局致辞的时候也专门提了国务院批复给了北京一个三年的试点时间,我也知道,去年以来,我们从空间的布局上,也做了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监管沙盒放在了西城区,您从银保监会过来,在这里做具体的工作,您对于金融监管沙盒放在西城区这件事情,他的考量,您是怎么理解的?
宋李健:我看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第二轮的概念了,刚才讲的是金融科技和金融创新发展的话题,我看直接就切到了监管沙盒的概念。刚才霍局长和孙硕区长对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监管沙盒总体的设想,已经讲过思路了,在这里,我就想,我们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些初步考虑。我觉得这个初步考虑,可以用"123"来概括。
"1",结合今天的主题,是在中国金融创新发展中找准监管沙盒的定位,我这儿顺着各位专家的话题来讲,其实金融创新发展,特别是具体到金融科技,因为现在金融科技,上午李扬院长也讲到了这个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科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在这种驱动力里面,金融创新发展我们看,他是一个生命周期的概念,在这个生命周期中,监管沙盒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原来特别是改革4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发展的历程,是一种改革和试点,看到的是国际上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模式,我们拿过来用,我们往往是用一种试点的方式,局部去推行之后,试点,总结经验以后在全国去推广。但是现在,孙区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到了无人区,深水区的时候,刚才几位专家都讲到了P2P,全球都没有的,都没有那么大面积的试过P2P这种金融产品,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在这个金融发展,在我们进入无人区和深水区的时候,我们的金融创新发展,就需要另外一种模式了,这种模式要有一个安全空间,这种安全空间,在发展的生命周期里面,他的定位,我想了很久,用一个医学的概念,临床试验区。我们这些产品、这些模式、服务,已经在我们利用自己这个机构本身的数据资源,客户信息已经用到极限之后,像我们做新药一样,我用自己的数据已经做到极限了,但是我要真的尽到完全开放的市场,但是全世界都没试过,不然一下子我卖给所有的金融消费者,特别是刚才张主任也介绍了,我们金融消费者还没那么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一个临床试验的阶段,我有一定的客户范围,有一定的风险补偿的机制,有一定的信息披露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去做创新,这个时候一个定位,就是在金融发展创新过程当中临床发展的定位。
第二,在西城区搞这个试点,对国务院的批复,市里面最终的安排上,定位是做好两个连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北京市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这个示范区,今天上午揭牌,这是在霍局长的统筹下,几个趋势形成了一股力量,一个拳头在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里边,在海淀,在北展地区,是非常联合的工作机制,在霍局长的有利领导下开展这个工作。而且我们现在的产业,这种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都在这里进行汇聚,这种汇聚是化学反应,不是一个人,1+1=2的概念,会有一系列的机制来配套,之前的领导都做过这方面的介绍。
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金融科技的供方,我们今天金融机构多,另外一侧,金融机构更多的是作为需方,他是一个完整产业链的时候,这边有需方,就是金融街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管理中心在新一轮金融科技的趋势下,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因为我们这里是总部经济,现在这种法人体系,他就是总部驱动的,分行的管理权限很有限,很多东西都要到总部来集成,需求就非常强烈,沙盒就可以起到这种链接,把这个链接做好。
第三点,定位到西城区委区政府,在这个沙盒里扮演的角色,就是服务。承办单位有金融街服务局,是在市局的领导下,在霍局长的领导下,这个局的定位,其实也是西城区区委区政府的定位,在沙盒里扮演的就是服务职能,这是三个服务,一个是服务于监管,刚才孙硕区长专门讲了,我们这个沙盒是增强,而不是替代监管,这个服务里面包括一行两会,也包括市局,要跟市一级的监管部门去服务的,证监局,银保监局,人民银行银管部,都要提供这种服务,也要了解监管需要沙盒解决什么问题,需要收集什么样的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关注点。
另外一个,服务所有的驻区企业,我们通过这个沙盒,也为驻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三个服务,服务百姓,这个服务百姓有点跨越了,跨越了西城区120万的常住人口,会跨越这个,为什么?金融这个服务是跨区的,特别是这种服务,是投资者、消费者的保护,特别是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是跨越了,不仅仅是国内,甚至还有国外,虽然我们会划边界,但是这也是跨出了区域的概念,这也是体现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
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要做好这三个服务,这是在监管沙盒操作层面上做的考量。
何海峰:谢谢宋博士详细的介绍,在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指导下,一行两会的支持下,西城区委区政府,也包括金融街服务局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期待中国的第一个金融监管沙盒能够尽快的揭幕。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进入沙盒,相当于做一个临床试验,一个新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服务要面市,要经受测试,建行刚才金总讲过一个"TOP+","T"是科技驱动,您提到了"ABCDMIX",讲得非常好,我也相信,如果首批监管沙盒里面有相关的创新案例,有可能会有您。请您站在建行的角度谈一谈,如果假定咱们有一个创新案例,来自建行,进到了这个创新案例,最有可能是哪个方面,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金磐石:这是非常好,原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刚才我没敢说,怎么做呢?反正大家鼓励创新,创新就是万众创新,大家创新,创新完了以后,就上去了,上去以后,事先也没有经过小范围的白名单运行,结果就会造成金融乱象,现在造成了很多金融乱象。现在想一个办法,金融监管沙盒,实际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人群,先小范围的试点,试点成功了以后,确定没什么风险,或者是风险可控,然后我们再大面积推广,这个思路。何主任问我,现在我们有六个项目,准备进入金融监管沙盒试点范畴,像云安全、云档案、云生态,比如说现在比较时髦的刷脸的线下支付等等,我们都可以进去。建设银行在创新方面,我们自我感觉做得还是不错的,
建设银行九年前就启动了新一代核心系统的建设,前后用了六年半的时间,先后投入了9500多人做这个系统,现在上线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去年我们在创新方面,又举行了首届的创新马拉松大赛,效果很好,24小时孵化,我们各级机构,包括我们的子公司,海内外的机构,把一些创意的想法,在24小时内迅速孵化,然后做出系统原型,最后上线,然后再推广。今年马上要举行第二届的创新马拉松,这次再举行的时候,分行上半年先举行一个半马,下半年再举行一个全马,所以这些东西,创新这些原型,都需要在监管沙盒先运行,然后再去投入使用。
我同意刚才李区长助理的说法,为什么设在西城区?西城区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大的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这些需求一定都是企业级的需求,抓住总部,就抓住了整个银行,我就说这么多。
何海峰:谢谢金总,抓住了总部,就抓住了金融体系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轮到了蒋主任这边,资本市场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是我不会问你最热点的话题,资本市场要支持关键技术创新建设,同时资本市场的创新也离不开科技创新手段的支持,从中国证监会,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主席,因为满主席这边,也包括会里边,态度、看法,相关的政策举动有哪些?
蒋东兴:这件事跟监管沙盒也能密切的关联起来,我们去年开始,就在搞一个推进证券期货业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现在行业内已经征求完意见,程序走完之后就能够发布。这一块儿,刚才钱总讲的,在2017年我去新加坡、英国看完沙盒以后,当时我是不赞成在中国搞的,当时遍地P2P的创新,按照主席的话说,中国就是一个大沙滩,还搞什么沙盒。去年开始整治监管套利行为之后,我觉得可以搞了,去年我就说,金融街服务局搞监管沙盒应该是正当其时,特别赞同来做这件事。刚才说的,不搞金融的机构,通过互联网搞金融,就带来很多规范套利的行为,我们持牌金融机构怎么创新,不能让他们再搞完以后爆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推动行业金融科技发展,20字方针,合规先行,风险可控,需求驱动,技术引领,分类监管。
首先是合规,合规对于新的事情怎么做,分类监管,我们大概分成三类,一类是依法审批型,如果你有新的经营的业务,原来通过科技,不管怎么做,创新型的业务,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走行政审批这一套。还有一些,原来你已经有这个牌照了,但是你的业务模式,或者是产品方面有创新,这个时候试点再推广应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试点,怎么去试点,沙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了。第三类是自主建设型,主要是原来你已经是牌照也有了,业务也有了,主要是通过IT,通过金融科技去提高效率,改变服务的方式来加强内部管理,这一块儿你自己做就行了。对于已经有牌照的,涉及到你的核心业务还跟用户打交道,你自己可以做,但是你得备案,因为你涉及到投资者保护,观察你做的这些创新,是不是影响到投资者。特别是对于第二类、第三类,如果有沙盒这个模式,我觉得沙盒这个模式,刚才前面有专家讲,中国的试点,有点像中医的搞法,给你一个大目标,宏观的目标,你去玩,这个过程当中,望闻问切,看你有什么毛病。沙盒有点是西医的搞法,前面一套规章制度,让你按照这个制度走下去,相对来说,这种试点就更科学和可控了。
北京市在西城区试点搞这个沙盒,从证监会来说,我们是非常愿意深度的合作,来推动行业金融科技在沙盒里面健康的发展。
何海峰:谢谢蒋主任,证监会非常支持在西城区搞监管沙盒,刚才你讲到在新加坡参观考察之后,曾经说的话也很形象,中国遍地都是沙滩,还有必要搞沙盒吗?我想问一下钱总,沙滩和沙盒的说法,说明我们监管方面还是要针对一些乱象,监管也要上手段,也要升级,您站在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角度来看,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改革,也包括监管科技的升级,您有什么期待?
钱于军:总体来说,前面我也跟蒋主任有过沟通,中国在监管二级市场交易,资本市场,IT的系统我们比较过,其实跟海外比,硬件一点也补差,由于中国监管一些比较独特的思路,包括穿透式的管理,要跃过所有的中间人,知道最后买股票的是什么人,他的机构,以及他的身份,要甄别,他到底是QFII,他的身份,是法人也好,什么其他也好,都非常重要,这些我们都是蛮先进的。反而是跟国际接轨,两岸沪港通和深港通,为什么现在MSCI,这两天我刚刚参加了中国证监会国际部,跟MSCI组织了大半天的座谈会,今天早上又参加了世界银行跟证监会组织的另外一个研讨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听了国外的一些做法,瑞银自己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其他市场做同样业务的经验,我们是很多业务进入中国的执行证券,我们给进来的QFII,RQFII,我们是最早的第一批,也是第一家,拿了外管局批准的钱进来交易的。如果我们自己花了几年的时间适应国内的这一套,现在国内的这一套逐步在改善,更多的跟国际接轨。具体的意见我就不说了,我们都写了很多咨询稿,要逐步的在监管方面,在防控风险,保护投资人的前提下,适当的放松监管,如果说对于交易系统,一定要逐步的向国际靠拢。
我就举一个例子,QFII,RQFII只允许三家券商开户,国际上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为什么不能跟多家开,开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哪一家服务得好,我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设计,也跟有关的监管负责的先生们沟通过,但是我想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最近这一两年开放的力度更大了,中国资本市场将来的长远发展路还很长,现在方向是对的,只是具体执行上,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迈得大一点,领导人都说,开放,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我补充一句,步子宜大不宜小,我们也是赞成监管沙盒的,谢谢。
何海峰:您最后补充的这句话非常好,步子宜大不宜小,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持牌监管,合规经营,您刚才提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去年夏季达沃斯的时候,克强总理说了一句话,经过三年之后,全行业,全牌照,全股比,全业务的放开,相信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更大的开放。也提到了监管沙盒,伟强,我听说清华大学专门组织过去英国,监管沙盒的源头做过了考察,你也是当时的考察成员之一,就你的接触来说,你觉得英国的沙盒建设,现在韩国、新加坡都做了这样的事情,从英国来看,对中国的监管沙盒有哪些启示?
张伟强:我们是2017年11月去的英国,我们那时候,2013年算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P2P借贷也是从英国发明出来的,监管沙盒也是英国开始提出来的,我们到英国就去看了,一个是跟英国的监管机构,英国的央行和金融监管局做了一个座谈,和12家在沙盒的企业做了一个座谈,我们做了这两块。给我们的整体感觉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感觉,当时是很火,很热的一个名词,但是在英国,好像问了很多人,他们就不知道这个词似的。所以我们后来反响是什么呢?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也算是一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实际上从二战以来,一直是在创新,他的创新一直没有停,比如说ATM机,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原先没有ATM机的时候,取钱只能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做,有了ATM机,7×24小时都可以做了,现在有网商银行,手机银行,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做你的金融服务了,金融创新是一直在做的。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1993年,日本已经发明了自动贷款机,当时借款人走到一些机器面前,对面有一个单向摄像头,可以跟你通话,你把你类似社保号告诉他,过一会儿他给你审批,吐出来一张卡,到隔壁ATM机上就可以把钱取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现金贷,当时是1993年,他们已经实现了视频通话,1993年,国内能发电子邮件的估计还不多。这是第一条,互联网金融创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实际上这是金融不断创新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只不过因为国内的金融相对金融市场没有那么完善,工具也没有那么完善而导致的。
另一个,他们那个监管沙盒的企业确实都很小,像刚才金总和钱总说的,他们都是to B的,他们有一个进沙盒的企业,做的就是给高端自行车做互助保险,高端自行车,就是运动型自行车,大概有一两千英镑,每个人交一个小额的费用,也不能叫保险金,因为当时他们没有保险牌照,如果你的车坏了,需要修,大家可以共同分担。他觉得我们做的事是类金融业务,我需要进沙盒,需要监管机构认定我是不是违规,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来反想一下国内,某一个大的互联网机构,直接来了一个互助保,宝和保又换了换,几天就是十万人,一百万人,金融监管部门就是把保字换了而已。大家的重视程度,对风险的认知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条,他们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条,你不能保证你的客户受损,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类似于生前遗嘱,每一个进沙盒的企业都要做一个生前遗嘱,这个企业如果倒闭了怎么办,这个钱怎么赔偿消费者的损失,这是必须要做的,这一块儿是最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得三个点。
我对于国内西城区这次做的监管沙盒试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像刚才说的,以前我们都是沙滩,不需要沙盒,整个都是试验场,都可以做,现在金融严监管之后,可以做这个东西了,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我们的监管制度需要更细,更完善,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看,英国FCA的监管条例有多少页,有多少字,我们的监管条例有多少页,有多少字。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罚,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说不清的,他们就可以做得更细,监管的方面,要做得更细,制度方面,我不知道咱们沙盒能做到,还是需要更上一个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
何海峰:或许需要清华大学你们的法学院提供专业人才来补充我们相关的条款。
张伟强:还有一个,监管机构,做沙盒的这些监管机构,不能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在英国,他们也承认,监管机构的人力也是有限的,我的技术能力也不一定能跟上技术进步,他们更多的也要借助外力,借助外脑,跟著名大学的计算机系、金融系,那时候区块链也出来了,区块链技术,就请这些人来加入他们沙盒的指导委员会,或者是评审委员会里面,这个时候借助外脑,就可以更好的做一些评估。
最后一条,我们国内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目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比如说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信息的保护权,别说GDPR这种更高端的,我们的手机信息能泄露成什么样,大家都可以知道,只要租个房子,过几天立马中介会把你的电话打爆,办过房贷,各种小贷的电话都会给你打进来。如何在最基础的方面做保护,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何海峰:谢谢伟强,伟强给我们提了很多严峻的话题,包括安全的问题,包括消费者保护,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很多。我想顺便问一下,你第一次去看到的12个案例,最后出来了几个?
张伟强:我们去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出来了10个,还有2个进去,其中有一个第一期没出来,又进第二期了。
何海峰:第一期进去的没有完全出来?
张伟强:不是,他有一个第一期,大家都没看清,继续进第二期。
何海峰:留盒?
张伟强:对,相当于延长毕业了。
何海峰:又到了杜艳院长这边,刚才我问你的画面,你刚刚没有正面回答,我知道你推动了很多中外金融科技的合作,实际上为一行两会,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了辅助的决策支持。如果说西城区做了第一个金融监管沙盒试验,就您所接触到的国际案例,刚才伟强讲了英国的情况,你觉得应该在伟强的基础上,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杜艳:首先对监管沙盒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监管沙盒如果说他是一个测试环境,对于监管者来说,他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监管工具,这个监管工具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通过沙盒,可以让监管者更好地来认知创新,以此来决定他如何对他的监管的规制进行一定的调试。监管沙盒,对于他来说,我们要清楚,他能解决什么,以及他不能解决什么,他能解决的,就是通过监管者与创新者共同在沙盒中,通过这个沙盒的试验来认知这个创新,加强监管对前沿的很多创新的不确定性的认识的程度。但是他不能解决什么呢?他不能解决的,实际上是监管的有效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境外提出监管沙盒,在于他是一个非常强和明确的监管制度。只有获得了金融持牌才可以做金融,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不能做,做了那个惩罚是非常重的。对于中国来说,恰恰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持牌的也做了,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造成了一个监管有效性几乎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下,你不能期待,我只是通过一个监管沙盒就解决监管有效性的问题。并且,如果不能够解决监管有效性的问题,非持牌金融机构做金融而没有得到惩罚的话,对于监管机构的推进也会构成一个挑战,别人会说,我为什么还要入盒,我既然不入盒也可以做金融,我为什么还要来做。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有几点。一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规制,并且规制要得到有效的执行,否则就等等没有规制,首先我们的规制是非常不完备的,导致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间者有时候也会被动,因此你的规制不完备。比如说什么叫银行业务,只有触碰到哪些要素的时候,就可以将一个机构定性为银行,从而纳入监管。什么叫证券,触碰到哪些核心特征的时候,被视为一种证券行为,应该纳入监管。我们现在还是整个基于的是机构,以机构为基础的监管,而不真正的是一种功能监管,这也导致监管者本身的被动。建设尽管的失效性,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监管不作为,而是你无法作为,所也这是都是前置的条件,建立良好的规制,才能有助于有效的执行。
还有就是要真正建立起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来,中国基于机构监管的情况下,首先没有完全的功能监管的制度,因为规制本身不支持良好的功能监管,功能监管必须是对核心的词汇,核心的金融业务有良好的定义的。其次,消费者保护这一块儿,境外其实次贷危机之后,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建立了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局,消费者保护制度,但是对于中国这一块儿来说,尽管一行两会下面都有相应的消费者保护局,但是这一块儿并没有真正的让消费者保护落到实处。对于沙盒的建设来说,能不能通过沙盒本身的建设和试验,总结出良好的经验,能够帮助监管规制的完备,以及进行一些良好的监管体制和体系上,探讨出一些经验,帮助他来完善这些制度,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在后续中来更多的探讨和关注的地方,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确实对于实行沙盒来说,是有很多挑战的。
何海峰:谢谢杜艳院长,这次我能够抓住您回答的要点了,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认知,其次,要有良好的规制,最后要有健全的消费者保护,谢谢杜院长。
再到宋博士这边,从国务院相关文件里面,我很早就知道,金融街是国家的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街和陆家嘴可能还不太一样,陆家嘴是我们做一个市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来建设,因此,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可能要强调更多金融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借助这次国务院批复的机会,我们怎么考虑把金融科技和西城,乃至北京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赋能机会?
宋李健:这个问题是在如何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处理好防风险和促进创新的关系上。这个题目又回来一点,我刚才听监管沙盒的建设,其实我刚才听到,刚才的思路被他们带到了监管沙盒的挑战上。
何海峰:没事,我们继续说沙盒也行,因为沙盒本身也是一个最好的科技的手段,因为在2月份,总书记的讲话里边,第13次学习里边,强调了金融发展,有几个发展,一个是健康发展,一个是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个是中国特色发展,首先是健康发展。健康发展中,沙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我想国务院的批复,也包括北京市相关的安排,从金融科技这个角度上看,可能给我们提供哪些相关的支持和保障。
宋李健:我就顺着几位专家提到的,包括蒋主任讲的,大家对于监管沙盒还是寄予很多厚望,包括您的问题也是,通过监管沙盒的机制建设来促进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或者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确实是面临一种困境,蒋主任那句话,你刚才重复的,我印象也是特别深刻。我们遍地沙滩的时候,谁还会进沙盒。怎么来理解,我们在做的监管沙盒,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国务院的批复文件,在市里整个规划过程当中的体会。我再阐述一下,孙区讲了一句话,监管沙盒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合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再平衡,他是三者再平衡的一个产物。在这种产物上来讲,应该说我们从静态的一个角度去看,可能现在,虽然合规监管在加强,防范风险的重心在转变,创新发展的需求又很旺盛,又很迫切,这是静态来看。但是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这几块是越来越往一块儿聚,聚到一起来。实际上我们的合规监管,包括规制的完善,刚才杜院长讲到的,张主任也讲到了消保的问题。这些规制,其实监管部门在这些年,通过制度补短板,强化合规监管,加强执法力度,强化监管处罚,上午监管部门也都做过一些介绍。
在这种体制下,其实确确实实,这就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矛盾正好就给了沙盒一个空间。我这边强了,你在沙滩上不许玩了,如果没有沙盒,沙箱,你就没地方玩了,实际上这是先有箱子,还是先起来,可能这是需要同步走的。这边要建沙箱,这边要同步的强化监管,更大力度的去守底线,防风险,我觉得这首先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我觉得沙箱在这方面,确实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今天专家们提出来的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我们想着,下边我们也再好好研究,我们再霍局长的领导下,把这些问题逐一解决,我们是尝试解决。
何海峰:谢谢宋区,其实你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个问题,在动态的再平衡中,通过监管沙盒,金融科技做好合规监管,防范风险和创新发展的再平衡,非常好。刚才我们在这儿研讨的几位嘉宾反复提到了霍局,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请霍局就这个话题加入我们的讨论。
两轮过了以后,进入到最后的加试题目中,我准备了三个,正好六位嘉宾,每两位回答一个。第一个话题,我想问金总和蒋主任,刚才伟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讲了几个创新案例,你提到ATM我就想起来一个事,保罗·沃尔克讲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金融创新,如果有了,只有一个,就是ATM,他对金融产品创新非常看不惯,相反,萨缪尔森引别人的话,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创新,火、轮子,银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央行,态度是很不一样的。我想问两位,金总和蒋主任,就金融和金融创新来说,金融科技究竟算是一个前沿标签,还是纯粹是一个生产工具。
金磐石:我觉得金融科技是一种工具,刚才讲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科技是什么概念?科技是能够代替人,然后提高效率,使金融也好,使银行业务也好,更加高效地运转。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工具,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是这个工具,金融科技这个工具,在当今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实际是对整个金融的运作和商业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外界对他非常关注,把他当做神了。外行人一般来讲,不太明白的,把他当成神怎么办?就把他认为是前沿的标签,好像谁不说这个事,落伍了。但是本质上来讲,金融科技就是劳动工具,节让我想起来以前云计算、大数据,刚出现的时候,一般人不太明白,以为云计算是在云彩里计算,一样的道理,现在发展以后,你看看云计算和大数据,大家对他是什么认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怎么讲,这两个都应该是对的。
何海峰:谢谢金总,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再回到您刚才说的"A",人工智能和AI这一块儿,人工智能是最典型的,把人的能力向生产能力的延伸。下面请蒋主任,您对第一个话题,怎么作答。
蒋东兴:这么大的题目,首先必须声明一下,后面的话完全代表个人。
我不太同意金融科技是工具,首先他是工具,他是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会解构生产关系,如果你把生产关系解构了,颠覆了,你说他还只是生产力吗?我们现在是在限制这个生产力去做破坏性的颠覆。我上次去上海看他的数字交易所,上海禁止三年内经营,如果数字交易所带上知识产权,将来股票是不是会被解构掉了,因为这个破坏力太大,很多东西搞不明白,所以我们在已有的规制下去限制生产力的盲目发展,这是当前阶段。长远来看,随着数字货币,ICO,还有数字经济,数字交易这些之后,我觉得很可能他就不仅是生产力了。
何海峰:谢谢蒋博士,现在不能叫你蒋主任了,因为你只代表个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要求生产关系跟得上,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希望论坛之后,您跟金总还要有更密切、深入的切磋。
第二个问题,我问钱总和伟强主任,监管沙盒是测试金融科技创新最好的方式吗?如何评价这种测试是成功还是失败?难道仅仅靠入盒多少、留盒多少,退盒多少吗?
钱于军:简单回答,也算是测试的其中一种方式,我不觉得是唯一的,因为我们最终应该相信市场,就是相信最终的客户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都是金融行业,讲资本市场,讲什么,所以最终决定的应该是市场的力量,那就是来自需求方的,我们今天也在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的理解金融侧产能还是有所过剩的,至少在我所处的证券行业,我前面也讲了我的观点,中国证监会的很多领导也都知道,这个行业将来怎么把他做大做强,不是要做多家。
您的第二个问题,不要让个别的监管者来决定,刚才有两位学者来决定,没有人是完人,监管者也是人,他再聪明,他再能干,我们不要相信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不要让监管者成为另外一个类似于上帝,他来独自决定。第一,尽可能希望,如果有明确的监管规则,我今天也是代表个人,我参与了很多中外的讨论,最后落到一条,英美具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因为他有普通法,普通法最后就是历史上没有监管,或者是自我监管,事实上证明了发生了危机,不行,就有了强监管,但是国外的强监管跟我们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的思路,大陆法,完全是要审批的,没有明确同意的事都不能干,这个思路,尤其我们的口号是有活力的,有韧性的,欣欣向荣的,中国对于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市场还是有所挑战的,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稍微扩张一点,不能让监管者独自来决定,最好要靠一定的规章制度,另外还是适当的放宽,以开放的心态,因为这是沙盒,不是沙滩。
何海峰:我对钱总的说法做一个总结,尊重市场,敬畏法律。伟强,你就这个问题发表你的观点。
张伟强:我对您的两个问题,今天有两个挑字眼的故事,第一个,您说是不是最好的监管方式,这个"最"字很难获得,我们知道,我是买股票好,还是买基金好,钱总会说,你只能买最合适的,而不能买最好的。分散着买,但是你不知道我的风险偏好,所以只能是买最合适的。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其他的可实行的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方法的时候,监管沙盒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具体效果怎么样,沙盒本身是一种试验,试验好了,用小平同志的一句话,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沙盒能真正起作用就是好的,是不是真的能起作用,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如何判断沙盒是好的呢?借用一句话,不放过一个坏人,不让一个不合适的监管,从这个沙盒里面出来,同时不错杀一个好人,好的创新也不会被沙盒关进去,没被放出来。我们希望两个都完成,是理论上的最优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么犯一类错误,要么犯二类错误,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监管沙盒的艺术了,他们怎么把握这个尺度,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监管机构,或者说这些沙盒监管委员会和合作机构,具体操作的时候来考虑的。
何海峰:谢谢伟强,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你做了一个最好的标准的界定。最后一个问题,问杜院长和宋区长,最后一个问题是国务院批复给了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的试点,试点试验期间一定会有风险和挑战,请问这个风险和挑战,您认为有哪些,哪些是最大的,结合你所看到的国际案例,或者是前边我们沙滩这些方面已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杜艳:我觉得其实沙箱本身来说,确实有他的利弊,有利的一方面我们都提到了,他会更有利于真正的认知创新,不叫真正的认知创新,去更深化的认识到创新。但是他的弊端就在于,他可能也就是刚才您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导致不公平和不公允。因为沙箱毕竟,你是放开了让大家来申请的,在申请的时候,让哪些入箱,哪些不入箱,这有人为的选择,这个自主权完全由人来决定,而不是由规制来决定的。但是对于一个创新来说,他什么时候先进入市场和后进入市场,会导致的对他来说,他所获得的那个未来会完全不一样,会决定一个企业完全的命运。所以,他可能会导致不公平和不公允。
另外,他的挑战还在于,他对监管者的知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从入箱的判断,到出箱的判断,都有赖于非常强的监管对创新业务、产品或者是模式,待测试的东西的判断。往往监管对于市场的感知可能,他对市场的感知不如业者,或者是市场本身的,你又要让他来做这样一个判断,所以其实对于知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另外一块,由于监管沙箱是一箱一册,每一个沙箱单独定制他入箱的标准、要求、规制等等等等,这些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工作,那个工作量是蛮大的,他实际上是非常占用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这个收益与收效的平衡,也是需要的,所以最后,你出箱的时候,会通过这样一套沙箱的测试能带来什么,能带来一个规制的修定和完善还是什么呢,你输出什么,测完以后,付出这么大的成本,你输出什么,这些都会是未来监管沙箱的挑战。
何海峰:谢谢杜主任,杜主任给我们引到了更基础,更深远的话题,我们知道这个沙箱一定需要大量的专家专业知识的汇集,请宋博士就这个话题,如果落地执行的话,监管沙盒的风险和挑战,做了哪些考虑,有哪些准备?
宋李健:主持人这一个问题让两个人答,这对于我们的挑战很大,我们的口径统一不了,但是杜院长讲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和挑战,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专家都反映过。对于我们操作层面,实施落地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担心,其实有很多确实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智力资源,虽然说我们西城,虽然北京市,包括国家级的科技示范区,我们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人才和科技人才,但是如何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把这些人才能够聚集起来,能够为这种监管沙箱去服务,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怎么能找到合适的专家队伍,来去对这种沙箱中,包括他的创新性,包括他的风险,包括他的客户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上午陈元主席介绍的时候,他们也专门讲到,金融街合作理事会下面会设一个监管沙盒专委会,这个专委会其实会起到一个协调和推动的作用,一直我们讲的,举全区之力,汇全球之智才能开展的工作,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尝试,国务院也批复了,在西城区是最有可能做下来的,这是一个高门槛的工作,不是哪个区域想做就能做的,放在西城做这个试点,在中央和市里确实都是做过通盘考虑的,这一点上我们会勇于面对这个挑战,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有一个挑战,跟监管的磨合,金融授权,在世界所有的范围内,都是一个授权经营的,这是不可能逾越的,如果逾越了,是要出大灾难的,一定是坚持授权经营的原则,全球都一样,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们这种监管的,全世界做监管,监管沙盒做配合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想到,要跟监管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机制,监管部门知道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句通俗的话,你得知道监管部门哪儿痒痒,左手痒痒不能挠他的右手,这要有很密切的沟通,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今天全天的论坛在讲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整体框架,这个框架里面,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服务,特别强调沟通,特别强调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要有很好的磨合才能实现。
最后一个,刚才其实也讲到了,确实还需要一个社会凝聚共识的过程,其实您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一直想讲这个事情。在中国搞试验,特别难,如果这十个产品,有八个失败了,好像这个沙盒就失败了。我们的的容忍度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去看,还是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其实我感觉,我们对真正退出来了,这个企业好像很没面子,建行进来了,不管进来几个,全部能出盒吗?确实是有一个,这个面子上很那个。但是确实会有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沙盒的理解,我进来是什么样的市场定位,留盒怎么样了,出盒怎么样了,是需要不断社会共识的,不是说我对你肯定、否定还是怎么个态度,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种试验,其实我觉得,老是问临床试验的感觉,其实临床试验我们也是做起来的,试验的过程当中,参与的企业,社会公众,监管部门,甚至国家政府,他会怎么来考量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也要做一些精准的研究,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何海峰:谢谢宋博士,讲得非常好,要有试错,容忍,要有理解,还要有认知的方面,讲得非常好,不光是具体的风险和挑战,涉及到金融的文化,金融理念,包括一些习惯的改正,本场的圆桌对话到此已经接近尾声,我相信在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在霍局的指导下,在一行两局的支持下,借用宋区刚才一句话,举全区之力,汇全球之智,一定能把国务院批复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试点任务完成好,谢谢今天参加圆桌对话的观众和听众们,谢谢大家!
李丹:谢谢何海峰老师,邀请各位嘉宾老师台上留步做一个合影,这也标志着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圆满结束了,在此我邀请霍书记上台和所有的与会对话者们一起合影留念,现场用掌声感谢一下各位与会嘉宾贡献的精彩观点,我们希望中国金融业能够构建一个完整、健康的体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中国的金融强国体系。所以在此,我们也请所有的嘉宾来一起走上台前合影留念。
谢谢你们能够一直在今晚与我们携手相伴同行,我们一起为中国的金融业点赞,非常感谢与会的各位嘉宾。
刚才无论是我,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可能我们在台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面对全球的风云变化,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中国的金融业如何打造一个健康、有特色、高质量的体系,中国如何成为一个金融强国呢?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去推动发展,通过监管去平衡我们的风险,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所有的金融从业者们,带着一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去真正的做好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的监管,而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监管沙盒的成立,未来也会让我们更好地去在金融的发展中,平衡好风险。我想,这也是本次夜话一个最重要的使命与课题。
今天夜话的圆满结束,也标志着我们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的圆满结束,在此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嘉宾一天的陪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朋友们,明年我们再会!